有些喪禮是會動搖國本的，全球多人年年遙祭的六四，一開始就是一群在北京的大學生自主性到天安門悼念胡耀邦，中東的苿莉花運動起因於突尼西亞一位小攤販的自焚；而台灣9年前一位士官洪仲丘的死亡，無意間帶動台灣一代年輕人的狂飆運動，許多素人乘風而起，最後更種下國民黨下台的遠因。
政府防疫失誤連連 公民運動未必再起
以上這些幾近國殤性質的死亡，必須要有受害人（不自願的烈士）、加害者（明確的體制性失誤），當然還要有人民（尤其是年輕人）的共鳴，才可能捲起千堆雪、引發公民運動；換句話說，即使是很深的民怨，也未必會有民眾出面抗爭，最近恩恩去世的一場悲劇就足以凸顯這件事。
台灣因新冠疫情去世的已有3373例，今年以來因Omicron去世的也近2千人，更不尋常的是，其中有17例兒童死亡，這些因新冠去世的人算是國家政策的受害者嗎?事實上，全球已有630萬人因新冠而死，台灣的致死率日前才剛站上千分之一，雖有致死率一路上升的隱憂，但目前在全球國家排名還不算最惡，表面上台灣和全球其他國家一樣，當大疫來臨時政府也只能扮演消極控制疫情的角色，然而這只是表象，台灣的蔡政府今年出手影響疫情，其間不論是操作還誤判，其實已到可以掌握人民生殺大權的地步。
根據對防疫政策很有影響力的醫生李秉穎的大白話，台灣這一波疫情有三個意外，其中一個是兒童腦炎發生率比國外多，另一個是前5天死亡率比其他國家多，前者和兒童疫苗有關，後者則和無法快速確診及無法快速用藥有關，李秉穎的意外令民眾意外，換句話說，政府和指揮中心在對病毒放手前，連疫苗、快篩、PCR和抗病毒藥這些最基本的「戰略」物資都未能齊，更別說去了解其他各國的確診案例，有意無意忽視美國兒童因Omicron高住院率的狀況。對在疫情中枉死的人及家屬來說，無能和冷血的後果其實大同小異。
中央規定確診者不能自行就醫 恩恩成最後一位受害者
恩恩才兩歲，不能打疫苗，但恩恩的悲劇根源卻來自指揮中心的心病；恩恩爸這幾天痛打新北市府消防局，說不清救護車為何81分鐘才到，他也無法接受指揮中心的1922花了143分鐘才將訊息傳到新北衛生局，指揮中心立刻澄清這是119、也就是新北消防局的責任，只是，指揮中心沒有說的是：他們在恩恩過世隔天悄悄修改規定、讓確診者可以自行就醫，這是恩恩第一時間無法自行就醫的關鍵原因，也是當年指揮中心痛打彰化衛生局的理由，當時為接觸者進行篩檢或檢測，扺觸中央「嘉玲」的美好假象，到了現在這個政府鼓勵「好的黑數」的時節，這個當時象徵中央權威、可以隨手整人的行政規定卻留下來，恩恩就成為最後一個受害者，他的犧牲造福未來的確診者，卻讓家人留下永遠無法彌補的傷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