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橘逾淮為枳，本意良善的制度如此，更別說本來就有爭議又遇到動機不良的執政者，任何制度的新創或移入，都充斥可疑的氣息， NCC日前公布的「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就是一部這樣的法律草案。
觀諸近來世界各國民主倒退的案例，政府侵蝕人民的權利，都不是一步到位，經常是溫水煮青蛙，民眾一回頭才驚覺自己的權利遭到剝奪，台灣的言論自由環境就有如此淪落的風險。
我們看到歷史上的軍事政變都要先佔領廣播電台，相對的，任何妄想要永遠執政的政黨上台後，第一步通常是先掌握媒體及控制言論，「不自由的民主」典範匈牙利奧爾班政府如此，向來言必稱資訊戰、認知作戰的蔡政府更是如此，控制言論的最高目的就是塑造對自己有利的民氣氛圍，最好是讓全民沈浸於「盛世」的美好幻覺中，要做到這點，網軍帶風向是其一，其二就是要能遏止對政府不利的訊息，
蔡政府控制訊息的第一個手段是運用有違憲之虞的社維法，根據統計，在民進黨九合一大敗後的2019年，遭警方查水表（以《社維法》「散佈謠言罪」移送）的民眾較前一年爆增7倍，這些案件多數是警察機關主動查處或其他政府單位移送，換句話說大多是公部門主動查處，但法院不罰的比率卻高達7成；不只法院定罪率低，即使是較配合政府打「假訊息」的檢察單位，根據高檢署的統計，從2020年初到2021年中一年半的時間，共有1660「假訊息」被告，但最後只有84人被起訴，起訴率不到5%。
從社維法到數位中介服務法 控制言論的成本愈來愈低
換句話說，蔡政府大張旗鼓要求各地警察局及調查局嚴打假新聞，如果照法院的標準來看，大部分不是「冤錯假」案，不然就是小題大作、純粹擾民；好笑的是，有法律人權專業的政務委員羅秉成、及頗愛告民眾、動輒要罰民眾300萬的衛福部長陳時中，卻還一派輕鬆的說，這些「 假新聞」如果不符「惡假害」原則，在法庭上是很難成立的，難道說政府一方面濫權提告，一方面還慶幸有法院維護人權、幫忙收拾殘局！渾然不知維護人權和言論自由也是政府的職責，不能全推給法院；事實上，不論媒體或一般民眾遇到警方或政府查水錶，都要承受莫大的壓力，不待法院定罪，寒蟬效應已經發生。
即使如此，政府顯然猶認不足，NCC提出的「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找到更低成本的管制言論手法，政府可以舉發請法院核發禁制令、下架「爭議」新聞或訊息，法院未裁定前可要求平台加註警示，此舉被批評行政權凌駕司法權；簡而言之，社維法的「散佈謠言罪」雖然有以不確定法律入人於罪之嫌，但法院至少還能獨立的判別犯刑成立要件，NCC提出的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則不論法院判決如何，行政部門就可以直接認定那些訊息是假新聞並且必須加上警示，這樣的行政獨斷，即使是善意都可能阻礙社會公開多元的討論，如果是刻意封殺污名化對政府不利的訊息，可就攸關民主政治的核心，當人民批評政府都要擔憂自己被警告、被標籤化時，言論自由可說是蕩然無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