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從「拔管案」談起吧，畢竟為了這個案子，台灣又折了兩位教育部長。為此，筆者真的想說的是，不論台大此番校長遴選的結果如何（插管或拔管？），從管中閔的資格爭議與政治惡鬥，到潘文忠與吳茂昆兩位部長的下台，我們看到的是整個台灣的大學教育都已經病危了！（是以筆者喟嘆：不論是插管還是拔管，大概都已經無濟於事了）
何以如此悲觀？因為在整個事件的過程中，雖然眾說紛紜且各有立場，但總不脫在「大學自治」、「校長遴選辦法」、「兼職同意」與「利益迴避」等議題上打轉，可是究竟有多少人看到大學教育中最可貴的學術自由？根據《大學法》第1條第2項「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以及在大法官釋字第380號解釋中明確指出：「憲法第十一條關於講學自由之規定，係對學術自由之制度性保障；就大學教育而言，應包含研究自由、教學自由及學習自由等事項。」雖說有了大學自治，才有了大學自主的各種辦法，例如校長遴選、學生自治、校務會議、三級三審…等辦法，但是大學自治並不是高等教育存在的目的，它其實是為了實現學術自由的過程或方法而已！換言之，目前所有關於大學自治的爭議，都是必須建立在學術自由的目標下，才得以成立的。
1806年普魯士在普法戰爭中戰敗，雖然當時德國的社會亟待富國強兵的良策，且全國上下均渴望能有一位中興聖主帶領他們走出戰敗的陰霾（相形之下，一戰過後的戰敗國德國，果真將此希望投射於希特勒身上，而引發後續無窮的災禍），但是時任普魯士文化部長的洪堡(Friedrich Wilhelm Christian Carl Ferdinand von Humboldt, 1767-1835)卻看到唯有自由的學術，才能讓德國從戰敗中興起，他在1810年設立柏林大學，並首創以學術自由作為大學發展的研究基礎。延續至今，以追求真理的學術自由環境，成了現代大學的核心概念。例如，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這樣以專業技術為訴求的大學，它的校訓仍是「真理將使你自由」（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更不用說哈佛大學的校訓就是「Veritas」（真理的拉丁文）。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西方大學體系近兩百年來的發展，雖然其間也經歷過許多磨難與考驗，譬如一、二次世界大戰或經濟大蕭條，可是它們非但沒有因此萎縮，反倒是藉由一次又一次的危機，逐步革新弊端、擴展大學的功能與定位，並且每每在社會急難之際，提供平日裡因著自由的學術風氣所培養的厚實思想，作為維護社會安定的最後基石。反觀台灣，近二十年來區區一個少子化的衝擊，卻是讓推行近百年的大學教育硬生生地被打回原形，更讓各大學在惡性競爭中醜態畢露。為何？實在是台灣的大學教育從來就不是以學術自由為目標，而是永無止境地為政治或經濟服務的結果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