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匯率政策，央行確實行之多年是偏向弱勢匯率，原因很明確，是為了有利出口，因為出口是台灣經濟最重要的引擎。但說央行硬是把匯率「壓得扁扁」，也是高估央行能耐，事實上，匯率高低還是難脫供需與全球大環境變化，央行之力的影響非常有限。
彭、楊總裁任內，台幣匯率從27元多到33元多都出現過，到底他們是「刻意維持」多弱還是多強的匯率？這波台幣匯率從去年27元多快速貶值到近31元，是央行政策改變還是楊金龍變出什麼魔法嗎？當然不是，主因還是美國通膨惡化，聯準會為此「急行軍式」的快速升息，讓美元走強，美元指數狂飆到110、幾近全球貨幣都（對美元）貶值，聯準會主席鮑威爾在全球央行年會中又表現出鷹式作風，台幣要如何維持強勢？央行算是被「拖著跑」吧。
而且，別忘了2年前，台幣開始一路升值時，出口廠商。機械公會等紛紛要求央行「阻升」，連經濟部都說要跟央行溝通，結果台幣照升不誤，央行的回應是「沒回應」，認為央行可不顧國內外大勢決定匯率，是高估央行了。而指央行在台幣貶值時還會故意「降息助貶」，應該是把碰到國內外金融風暴時的因應政策作出錯誤解讀吧。
央行當然對雙率有影響，但主導與實際決定雙率的還是國內外整體的經濟與金融情勢、市場力量，把雙率走低完全歸責央行政策，是無視於另一個更大的決定性力量。
至於對低利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的批評，是有其道理，在幾波量化寬鬆後，許多國家都出現所得差距拉大的惡果，台灣亦難避免。但不智的減稅、降股利所得稅等政策，影響其實更大。要改善所得分配，應該從財稅面而非貨幣政策面著手改善才有效果，畢竟貨幣政策考量的就是經濟與金融面的情勢與需求，沒有那個國家是以改善所得分配為升降息的考慮點。
報告中以不少篇幅質疑央行每年繳庫盈餘占政府歲入比率約10%上下，遠高於國外央行的2%以下，顯示台灣政府財政健全性之不足。這番話，表面有道理、實則混雜不清。
拿國外央行盈餘占政府歲入比率2%以下，對比台灣央行的10%顯得過高，是一種「去脈絡化」的錯誤，完全不談各國的經濟與財政規模、外匯存底多寡等因素。那些外匯存底只有1、2百甚至數十億美元的國家，收益一定低，不必多言；外匯存底在1千多億甚至超過2千億美元的國家，大部份經濟與財政規模都大，因此收益占歲入比率當然不會高。
但台灣正好是一個高外匯存底的中小型經濟體，因此央行盈餘占比就顯得高─台灣超過5千4百多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只要報酬率有1.5%，每年盈餘就超過2400億元台幣，占歲入10%上下並不意外。如果沒有明確證據顯示央行為增加盈餘扭曲搞出錯誤政策，這種責難並無意義。
比較讓人意外的是這份報告對央行批判的主軸及觀點，與去年一本以批評廿年來央行政策、讓台灣「付出沉重代價」的書類似，作者也有重覆，當時央行也已出手「戰」過一次，這次中研院建議書，算是一次「延長賽」。
但無論如何，縱然只是「書生之見」，中研院的建議書仍值得重視，作為應受監督批評的政府機構，央行該「有過則改、無過勉之」；央行發正式新聞稿、總裁上火線，替自己多年政策辯護，相較於越來越多部會，只能靠小編甚至網軍打前鋒，央行這點還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