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別克公司的廣告策劃人，下場或許不至如此之慘。他畢竟沾點洋人的光，最多丟掉飯碗，還不會亡命滅族。如果說中國有什麼進步，大概這就是中國的進步吧。這一點進步，值得驕傲嗎？
說你「惡攻」，你就「惡攻」
習近平時代的「不得妄議中央」，宛如毛澤東時代「惡毒攻擊罪」的重現。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在無產階文革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共六條，號稱「公安六條」。第一條稱：「凡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親密戰林副主席以及污篾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即中央文革）」為「惡毒攻擊罪」，凡犯此罪的殺無赦。文革時代以罪名被迫害的中國人多達百萬。
學者王海光在《製造反革命：柳幸福案與文革時期的基層法制生態》一書中，對一個鄉村教師柳幸福「反革命案」的作了微觀社會史研究。作者利用當地公安政保檔案、政府文檔、地方史志等資料，結合口述訪談，條分縷析，首次從縣域範圍對「反革命發生學」進行考察，重建歷史現場，揭示了文革「惡攻罪」案件的生產制造過程，以及在基層社會中的發生機理，進而展現了鄉村社會政治生態與國家意識形態流變的交互關係。
柳幸福是東北農村的一名小學教師。一九六九年，他因一次課堂考試的題目被疑「影射偉大領袖」，遭學生舉報。以此為導火索，柳幸福的「歷史問題」一一曝光，被控以「現行反革命」及「惡攻」之大罪。文革「惡攻」罪是以對毛澤東的態度劃線的，為了徹底整垮柳幸福，地方官員迫使他承認核心罪行——有意毀壞毛主席像。為達到這個目的，從預設階級立場出發，刑訊逼供與群眾專政的批鬥雙管齊下：開始是車輪大戰式的審訊，繼而使用卡簧手銬的變相肉刑逼供，希望柳幸福在「手被銬得扛不住」時全盤承認所有罪名；為了迫使柳幸福低頭認罪，不再「翻案」，又加緊收集其「罪證」材料：柳幸福的家人在高壓審訊下的口供和事先編排好的來自學校師生、鄉村幹部、鄰居的兒子等人的全套「證詞」——比如，柳幸福的妻子和十二歲的女兒被迫做出假供詞，說柳幸福用別針往墻上的毛主席像上扎。但供詞前言不搭後語，一會兒說針眼比小米粒還小，一會兒說針眼像小手指頭大小；一會兒說扎了一針，一會兒說扎了四針。在案件審理中，這些缺乏法理依據與事實依據的證詞成為群眾專政的定案依據，柳幸福反革命罪名就這樣在階級專政的機器下被制造出來。
隨著習近平向文革加速掉頭，習近平時代的「柳幸福」層出不窮，從落馬的政治局委員和省部級高官、億萬富豪到知識分子、普通百姓，很多人被冠以類似於「惡攻」的罪名，或顛覆國家，或妄議中央，判處重刑，生不如死。此一趨勢，在二十大之後變本加厲。瑞典漢學家羅多弼與中國學者于友仁在《二十大迎來了習皇帝？》一文中，對二十大報告的用語及習近平的思想觀念作了精闢的分析：「習近平在二十大的政治報告中號召中國人民要準備迎接偉大的鬥爭，有人做了統計，他在報告中頻繁使用『鬥爭』一詞，總計多達十七次。這不是偶然的，習近平在世界觀形成的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個毛澤東的『鬥爭哲學』大行其道的年代，如果說，大多數文革的經歷者後來都對文革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那麽可以說習近平從來沒有表現過明顯的對於文革和毛的批判。」兩位作者繼而指出：「絕對的權力將使習近平業已表露的獨斷專行、唯我獨尊的作風進一步發展，對他的個人崇拜將進一步加劇。在二十大期間，已經有黨的高級官員把習稱之為『中國人民當之無愧的領袖』，現在，對於黨的官員而言，僅僅表示忠於共產黨是不夠的，還要進一步忠於習本人才行。二十大確實是當代中國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在這之前，執政黨、國家、軍隊都屬於中共，在這之後，它們全都屬於習近平。」在此情形之下，每一個對習近平有所不滿的人，都被妖魔化；每一個想自由言說的人，都成為文字獄打擊的對象。一個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時代來臨了。
＊作者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