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公從傳信部繼承這精神，後來，1935-53年他任職傳信部的秘書長，也發揚這傳統。
剛公出使時，感到局勢大為不利。首先，教宗國因意大利統一的運動早已名存實亡，宗座的國際地位要重新定位，在1929年才有梵蒂岡城國的出現。其次，中國國勢很弱，內憂外患。內有軍閥割據、戰亂未平。外受列強欺凌、險遭瓜分。
另一方面，中國的傳教事務非常複雜。由於列強入侵，訂立不平等條約，社會仇視洋人洋教。不時有人殺害教士和毁壞聖堂。在1844年法國與中國簽訂《黃埔條約》，其中規定法國可保護在中國的傳教士和教徒。自1860年中法簽訂《北京條約》後，法國更聲稱在中國擁有保護傳教事工的權力，此舉完全漠視教廷的傳信部。其實，保教是藉口，謀利是實情。在1885年滿清政府李鴻章企圖與教廷建交，擺脫法國保教權，但未能成事。
1915年至1916年間，發生天津老西開事件，遣使會的宗座代牧杜保祿主教建築主教堂，以及在周圍的學校和醫院等。法國政府使用保教權，擴大租界的範圍。此舉被視為侵佔中國土地。由此可見，教會的傳道和強國的欺凌不幸地混為一談。
當時遣使會的雷鳴遠神父（Frédéric-Vincent Lebbe）和一班教友在其《益世報》大力反對強權欺凌，並鼓勵中國教友聯同百姓發動罷工抗議。此外，他們勇敢地主張教會本地化，呼喊「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口 號，並推動教廷任命中國國籍主教。聖座通過雷神父及其萬言書更了解中國的傳教情況，直接影響〈夫至大〉的宗座牧函。
1917-1918年間，民國外交總長陸徵祥進一步推動與教廷的外交聯繫，雙方擬定了駐外使節的情況。適逢第一次大戰期間，法國正與德國進行殊死戰，應該無暇兼顧其他的事，教廷在《羅馬觀察報》（1918.7.22）公佈了即將和中國建交的消息，但沒有公佈使臣人選。可是，法國斷然反對。在國際壓力下，中方暫停了與教廷交換使節的計劃。教廷只能求其次，設立駐華宗座代表，而非外交人員。
1919年教宗本篤十五世頒佈〈夫至大〉（Maximum Illud）宗座牧函，申明教會傳教事工的原則和具體方針，又不點名地批評一些傳教士「更熱衷於對自己國家的利益多於天主國度的增長」。雷鳴遠「本地化」的主張被納入牧函內。可是，在中國的一些西方傳教士並不認同牧函的內容。江南法國籍耶穌會士的代表批評教宗撰寫牧函時搜集資料不足，另一些甚至公開地漠視這牧函。
1922年教廷便決定派遣駐華的宗座代表。當剛公得知教宗有意將此職委任於他時，心中十分不願，雖誠心請辭，但終告無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