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政府治安不佳，類似案件仍陸續發生。有人譴責剛公做得不夠，基督教拿了賠款可以行善和補貼辦大學的經費。剛公也感到苦惱和孤獨，但仍要安撫傳教士顧全大局，為教會洗脫「走狗」的惡名。
在1930年二月廣東韶州雷鳴道主教（LuigiVersiglia）及高惠黎神父(Callisto Caravario )被土匪殺害。其實，一般土匪只要搶錢，不願殺戮，但他們是共產主義分子，殺念是來自消滅宗教的意識形態。這是另一層次的迫害。剛公 到處安撫和投案。幸虧這些傳教士都深得民心，很多百姓和官員參加喪禮，非常體面，使教會名聲大振。多年前，本人有幸訪問當年知情人士，原來傳教士為了保護同行的女士，奮力抵抗，置生死於度外，百姓大為感動，有人因此入教。殉道者的血是信德的種子。
剛公推動高品質的教育。早在1912年，中國天主教知識分子英斂之致函教宗碧岳十世，請求教廷資助北京建立天主教大學。剛公了解培育人才的急切性，也認同雷鳴遠神父、馬相伯和英斂之等人的辦學理念，提高百姓、教友和神職人員的素質，使中國人領導在中國的教會。為實現這理想，便要馬上動工，等不了。
教廷在1923年已授權設立大學，由傳信部跟進，並邀美國的本篤會集資。1925年大學先以「輔仁社」之名開班，1927年正式獲得當時國民政府認可，而箇中情況，甚為艱苦，首先美國適逢經濟大蕭條，結果由剛氏向教廷申請資金，同時又要處理法國的反對，幸好成功繞過他們的保教權，直接聯繫當時的國民政府，這樣才使大學得到承認，當然引起法國報復，剛氏因此吃了不少苦頭。1927年9月26日，剛公主持大學創校典禮， 其演詞發人深省。
剛公推動中國政府國際地位的提升。1928年八一賀電便是一例。國民政府幾經辛苦終於北伐成功，結束內戰，同時要專注提升其國際地位。回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1919年在巴黎凡爾賽宮召開的和平會議，中國以戰勝國的身分參加會議。年輕的中國代表、著名的外交官顧維均據理力爭，提出廢棄租界、關稅自主、領事裁判權、外國軍警等等。可惜，會議被英、美、法等國所操縱，漠視中國的合理要求。國內人們義憤填膺，同年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
1928年6月國民政府入主北京，統一成功，但列強恐怕政府討回既得利益，只持觀望態度。 剛公請求教廷即時表態支持國民政府。同年8月1日，教廷國務卿代表教宗碧岳十一世給全中國人 一份祝賀電文，並稱：「⋯⋯天主教會一向主張對合法政府的尊重向、服從，並且這樣教誨人。⋯⋯」教廷不着痕跡率先承認國民政府，又把教會與中國連接一起。8月21外交部致函剛公，請他向教宗轉達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