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叔璥在〈赤崁筆談〉中有「七夕呼為巧節......黃豆煮熟洋糖拌裹及龍眼、芋頭相贈貽，名曰結緣」七夕風俗各地有異，較為人熟知的是吃麻油雞和油飯，有油飯上鋪一層芋頭絲的做法。
林生祥樂團的〈芋頭粄〉不但將客家人煏配頭寫得傳神，更點出此物為七月半中元節祭祖敬天之物。
番薯作為補充糧食，不論在歷史紀錄或是文學作品裡，都表露了悲情的一面，往往為政治社會隱喻所用，日本時代農民組合成員簡吉（一九〇三至一九五一年）的獄中日記中常有飲食記錄，早午餐吃了什麼，多次入獄還能比較各處監獄的飲食差異，戰後因參與臺共活動為白色恐怖受難犧牲者。
他在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的日記，非常值得參考，紀錄了那個時代的飲食與臺灣人可以得到的的食物，並仔細的描述獄中飲食，像是在米飯中加番薯的比例，食材的品質等都有記錄。最重要的是我們從他的行文中得知，番薯是糧食，芋頭是蔬菜，至少當時的人是這麼看的，至今猶然。
「飯在臺北分成大中小三種量，小的為大的二分之一，中的約為大的三分之二，大的裡面加進與臺中大約相同的番薯，中的裡面則比那裡少，小的則幾乎沒有加進番薯。……臺中供應的量比臺北小量還小、加進很多番薯，三餐都是如此。
菜的方面，臺北是兩種到四種蔬菜的混合，脂肪放到能看得見的程度。蔬菜有白菜、白蘿蔔、芋頭、南瓜、捲心菜、蔥、胡蘿蔔、牛蒡、山東白菜、葉菜等，白嫩部分也在內，三餐使用不同的蔬菜，……晚餐在星期三、六和星期日時，供應與當天午餐相同的好菜。也就是拿出最好的南瓜、芋頭、捲心菜和脂肪很多的菜，其他日子則供應特別的醃菜。」
事實上，臺灣人很早就開始將番薯和米一起煮解決糧食問題，第一次記錄是一六八五年蔣毓英所編纂的《臺灣府志》記下番薯當作半年糧來使用，亦即將番薯和米一起用，可以多存半年的米糧，另外在耕作上有糊仔番薯的說法，就是在第二期水稻株間種番薯。像是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六日的《灌園先生日記》，「與佃人均分之薯有數千斤，金荃言有人欲買，請賣之。內子將許之，余謂二合五勺之配給米減去二割，因是食糧缺欠甚多，非以番薯代用不可，命其作薯籤，庶免腐壞而易於貯藏。」想必大日本帝國開啟戰端造成的物資短缺，很讓當時的政商頭人林獻堂傷腦筋。
再習以為常，普通不過的事物，久了也會打磨出光澤，透入肌理；番薯粉作出了肉圓，有了芋泥餡的肉餅就有了內裡，番薯是養生食品，芋泥鴨是經典料理，歲月更迭，落地之後，每一代人都能長出自己的根。
若要說最受歡迎的臺灣小吃，前五名一定有肉圓和蚵仔煎，肉圓全臺各地不同，各有因地創造的餡料隨人所愛，蚵仔煎的醬料也經常被拿來討論各家手法優劣，但他們有個共同點，食物的基底粉料才是判斷能不能勝出的關鍵，沒有好的番薯粉，不能把外皮做到軟質卻有勁道的肉圓，吃起來就缺乏咬勁，或不能吃到帶點酥脆依然軟滑的粉漿，蚵仔煎咬起來就沒有存在感，這些或許是在某個下雨的午後，不能到菜園工作的臺灣婦女，在做番薯圓的變化中琢磨出來的小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