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言出生在萬曆朝的最後一年（一六二○年），天啟一代七年，正是他童年的黃金時代，然而明代的政治，卻就壞在這兩代皇帝──神宗和熹宗的統治之中，君昏政秕，閹宦擅權，把一座三百年的大明江山，直搞得天昏地黑，水盡山窮。等到崇禎皇帝即位，早已內憂外患，交相倚伏，流寇起於西北，女真盤據兩遼，烽火滿野，邊患連年，國家的命運，久在風雨飄搖之中，面臨崩潰的邊緣了。
崇禎帝初即位時，雖然極想奮發有為，頗有一番英明果敢的新氣象，懲除閹黨，任用清流；然而敗亂已入腹心，積重一時難返，加以崇禎求治心切，操持過激，到後來連他自己也把握不住一定的方針，無論軍國大政的決策，內外臣工的選擇，都常常朝令夕改，忽起忽降，在位十七年間，秉政的首輔，就更用到二十餘人之多，朝局焉得不亂？而且，中樞的步調如此不穩定，又如何能望地方政治的修明，加以法令如毛，責望急切，譬如揚湯止沸，自然求治反亂了。而明末士大夫間盛行結黨的風氣，又使得崇禎對於他們個個都覺得可疑起來。既不能信任結黨的士大夫，生長深宮的皇帝，便很自然地重蹈了明室帝王傳統的痼疾，回頭專任太監，付以監軍、典鎮、理財等重任，把國家的命脈──軍隊和財政交到這班宦官手上，還有什麼希望，終於弄得人心離散，禍亂一經爆發，便不可收拾而終於覆亡。《明史．流寇傳》載李自成批評崇禎的話：「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劇失措。」實在是非常客觀的評論，不能以人廢言。這樣一個悲劇性格的皇帝，偏偏遇上這麼一個悲劇氣氛濃重的時代，天下怎得不亂！明室怎得不亡！
朝政如此，而地方政治的黑暗更甚。飢餓線上的農民，實在是流寇叛亂最大的資本。
明朝的土地制度，對農民的壓榨，異常苛刻，在官田的名目之下，皇族有皇莊，勳臣有官莊，這些莊田初還限於畿輔，後來遍及郡縣，竟占當時全國耕地七分之一的面積，這本來已是一種驚人的霸占了；何況管皇莊的太監，管官莊的豪僕，對於農民的敲榨剝削，又是無限的驕橫；地方官又任意派遣徭役，廢時失業，捐租重重，吸血吮髓，沒個休止，再加以崇禎年間的水旱蟲災，又遍地皆是。飢寒交迫，流離失所的農民，便個個抱著鋌而走險的思想，一有機會，無不參加叛亂。一股一股官逼民反的叛亂與暴動，必須用兵鎮壓，而官兵的兇殘甚於盜匪，酷吏的掊剋敲剝，又永無饜足，遂使一部分老實而不敢叛亂的農民，也不得不因逃避官家的逼迫投身「寇黨」，於是，「流寇」的勢焰日益旺盛，力量日益龐大，陝西的李自成終於成了滾雪球的中心，儼然成了農民叛亂集團所擁戴的闖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