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成立於1954年，從1959年起開始執政，至今已逾六十年。「一黨專政」﹑「一黨獨大」向來多是負面言辭，論者總會聯想起全球之中的不同共產政權。但在新加坡，一黨獨大的人民行動黨卻有截然不同的形象，其治下的國家發展不斷受好評。
執政多年，人民行動黨如何保持活力，如何能夠維持治績與威望？在2014年，於成立六十週年之際，人民行動黨出版紀念刊物PAP 60: Forward Together，刊物前言由李光耀所寫。於文中，他說，他與同僚在成立行動黨之時，視建立平等與公平的社會為目標，以營運廉潔﹑誠實﹑有效的政府為手段。實現目標的方法之一，是創造就業，確保無分種族與宗教，人盡其才。新加坡的建國之路不易，在那段時期，人民行動黨需要面對殖民時代﹑新馬合併乃至分家時刻之下的種種挑戰。刊物列舉人民行動黨執政之路的六十個里程碑，這些里程碑，可概分為五類：一，建國前後人民行動黨黨內的政治路線分歧；二，建國後人民行動黨政府的社區乃至國家建設；三，建國後人民行動黨選舉表現之起伏；四，人民行動黨黨內的世代交接；五，近年人民行動黨政府與社會關係之轉變。
新加坡執政路的暗湧
這種里程碑書寫方式已隱然承認，人民行動黨執政之路並非坦途。2011年大選被視為｢分水嶺｣，人民行動黨得票率降至歷史新低（60.1%），更首次在集選區落敗。選舉期間，總理李顯龍曾在競選群眾大會向選民就人民行動黨政府表現致歉，並指李光耀治國風格已不合時宜。翌年，人民行動黨政府主動發起「我們的新加坡全國對話」，廣邀民間集思廣益，共同籌謀國家未來發展方向。2015年，新加坡建國五十週年，建國總理李光耀亦在同年離世，在此全國上下懷緬過去的愛國氛圍下，人民行動黨於同年大選表現回勇，其得票率增加約10%至七成。但在2020年大選，人民行動黨政府無法利用防疫之時國民依賴政府的心理，其得票率重新下跌10%至接近於2011年的水平，反對黨所得國會議席數目更創歷史新高，共得十席。
按新加坡學者的分析，人民行動黨之執政，有至少兩大問題，分別為：一，過於倚重市場經濟，易於忽略社會對平等與公平之追求；二，過於追求國家穩定，變相削弱了國家面對世界各種動蕩之時的韌性（resilience）。前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院長﹑現在旅居香港的新加坡學者陳思賢（Kenneth Paul Tan） 在其著作《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Singapore: Brand Identity and Power, 繁體版同由台灣季風帶文化出版）中指，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奉行實用主義（pragmatism）與用人唯賢（meritocracy），但在其新自由主義式（neoliberal）國家經濟發展觀之下，政府視新加坡融入於全球經濟體系為國家生存不二之法，進而易於以市場指標衡量國家發展目標，以及定義政府人才乃至其行事標準，政府與民間之因而隔閡日深。2012年人民行動黨政府主動發起「我們的新加坡全國對話」，以及2013年人民行動黨政府推出人口政策白皮書，掀起輸入外來人才與保存新加坡本土之間的論辯，觸動社會情緒，都可印證這一點。現在同樣旅居香港的新加坡學者劉浩典（Donald Low） 亦在其編著Hard Choices: Challenging the Singapore Consensus指，人民行動黨極力追求國家穩定的結果，是政府崇尚自上下行由技術官僚主導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以及傾向控制社會言論。在其合著著作《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PAP v. PAP: The Party’s Struggle to a Changing Singapore, 繁體版同由台灣季風帶文化出版） 之中，劉浩典與施仁喬（Cherian George） 進一步指，由此引伸的流弊，是人民行動黨政府運用體制乃至民粹力量，以控制社會聲音，新加坡國家之內的觀點多元度因而會被減少，國家面對世界多變的適應力因而會被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