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果他們從來沒有遭受選舉結果逆轉或政策失敗的嚴重後果，他們又怎麼能養成希拉裡（希拉莉）．克林頓般的迅速回彈的能力和堅忍不拔的本事？他們會有克服危機或擊退嚴峻政治挑戰的鬥志和毅力嗎？如嚴崇濤所言：「假如反對黨推出一個李光耀，年輕的人民行動黨領導人能應付得了他嗎？」
思考一下前研究員王賢勤在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這個難題：「當一個政黨向其有潛質的候選人保障了極高的當選機會時，它永遠也不會知道當敗選的風險明顯較高時，這些年輕男女——不管他們的才華有多出眾，是否有不惜一戰的鬥志。這就是所謂的X因素，是任何政治家都應該具有的特質。只要人民行動黨繼續發揮其巨大的影響力以維持現狀，它永遠不會知道其新人到底有多少這種難得的X因素。」
一些學者堅持認為，領導能力是天生而不是後天培養起來的。當人們的教育程度提高，並且日益國際化時，他們對問責和透明度的要求也更高。他們會問，從技術官僚瞬間轉成的政治人物，能有足夠的聲望在危機時刻勸服並團結人民共渡時艱嗎？
何啟良對部長的言行舉止越來越像企業總裁表達了關切。「他們對基層政治鬥爭沒有多少認知。少了基層經驗，他們與一般民眾之間有種隔閡。他們能否贏得民心也不肯定。」
李光耀之後，行動黨還能生存嗎？
《天下》雜誌在二〇〇八年的報道中褒揚新加坡穩健制定長期計畫的能力時指出，當台灣還在為水吵個不停之際，新加坡已經能全面地管理水資源。它也指出，新加坡打從獨立的第一天起，就把解決水問題放在第一位。文章感歎地指出，台灣人的人均收入和生活素質都比新加坡差。「我們有很多可以向新加坡學習的。他們有長期計畫， 卻能夠靈活地適應轉變。他們善於洞悉新趨勢，並能趁勢直追。」
治理學學者梁文松的看法是，行動黨政府善於長期規劃，或許也就是沒有一個強大的反對黨的原因。他說行動黨知道它必定會繼續執政，黨領袖於是「養成了作長遠打算、不抄捷徑的內部紀律，因為他們知道不能心存僥倖。」
行動黨領導人瞭解他們不像其他國家領袖那樣，為謀取政治利益而向人民兜售各種各樣他們不打算落實的計畫。他告訴《海峽時報》：「但是在新加坡，他們知道一旦許下承諾，就一定得兌現。」
這三個國家都長期由一個政黨統治，這並不是偶然的。「這讓政府能落實長期的公共政策，在基礎設施和教育方面大量投入，並建立了社會安全網，一段長時間之後帶來繁榮及社會穩定。簡單地說，這類一黨統治之所以獲得首肯，主要是因為它行之有效。」日本自一九五五年以來幾乎持續由自由民主黨執政。社會民主黨則在瑞典執政了將近八十年，直至二〇〇六年大選時落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