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蕩的政敵即使在政治觀點上有強烈差異，依舊有合作的可能性，但總統以及很多中國政治人物似乎都沒有這種觀念…，在政治上與國家領導者意見相左，在『這裡』被混淆成對國家不忠、甚至是叛國。這種缺乏對於個人獨立性的欣賞，恐怕會繼續帶來麻煩。」─（古德諾，一九一三年）。
古德諾是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第三任校長，在出任校長前他受聘為中華民國政府的憲法顧問，當時的中華民國─中國─南北分裂，北洋政府袁世凱想稱帝，國民黨居多數的（北洋）國會想搞內閣制，南方孫中山的廣州政府則蓄勢討袁，他觀察中國民情政情後寫信給美國友人（推荐他出任顧問的卡內基基金會）說，「我必須承認，我並不相信這部憲法有多麼重要，因為中國人根本不會實踐他們採用的任何一部憲法！」為此，他企圖在盡量適應中國人的歷史與傳統背景，調節並擴大憲法賦予總統的權力，結果卻被袁世凱用來為其復辟背書，當時《華盛頓郵報》用社論批評：「很難相信美國學者居然會給這麼一個支持中國君主制的建議。」《洛杉磯時報》則直接質疑他：「歷史課是倒著學的吧？」
這是歷史的喟嘆也是嘲諷，一百零五年過後，證明他真說對了，「中國」─走了一百多年，中華民國人民共和國建政伊始，早在七十年前也就有了「憲法」，依舊未曾真正「實踐」。
中國不曾實踐憲法，台灣忘了法治
當年的「中國」─中華民國，敗退台灣後算是行憲了，但隨即有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不要說政敵，即使異議者亦以叛亂罪處置；直到蔣經國晚年的政治開放，直到李登輝主政後的一九九一年宣布動員戡亂時期結束，廢止臨時條款，另訂「憲法增修條文」，真正符合「民主」憲政秩序算是裁衣重製後建立；然而，古德諾又說對了，不論承不承認台灣人是中國人，根底裡的還是傾向行政權（掌大權的總統），而非制衡佔上風的立法權。
更難堪的是，三次政黨輪替之後，台灣竟像百年前古德諾口中的「這裡」，對待意見相左的政敵，愈來愈冷酷，李登輝時代還念茲在茲扶植在野黨（民進黨），不惜分裂國民黨；陳水扁時代選舉動員再厲害，卻也不忘與在野領袖（國親兩黨）高峰會；馬英九時代呼籲對話不可得，至少還有一次辯論，一次高峰會（和蘇貞昌）；蔡英文兩年除了開開心心與馬英九政權交接，「朝野對話」這四個字彷彿成了「歷史遺蹟」，堆滿了塵埃，她是拂都懶得拂，「轉型正義」成了她的推土機，一路推倒國民黨和她想像的附隨組織，就像古德諾的觀察和預示：「這是他們的天性，他們根本沒有法治國的觀念。」只要司法院大法官拖著賴著， 任何對黨產條例有違憲之虞的批評，她都可以置若枉聞，拋諸腦後，當然不會思索她所清算的國民黨，和二二八的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國民黨、兩蔣的國民黨有什麼不同？李登輝主政下的「寧靜革命」算是被她一把掃進歷史的塵埃中，不知何時就將成為灰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