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麗．布萊（Nellie Bly）是美國記者伊麗莎白．科克倫(Elizabeth Cochrane)的筆名，她是早期開創調查報導（隱密採訪）的記者。為人所熟知的事跡之一就是假扮病人進入精神病院採訪，深入觀察之後，所寫的「裝瘋十日記」揭發了院中許多病患其實是正常人、卻被不人道對待的殘酷真相。在那兒，官僚體系中的醫護才是問題之源，管理體制比被標籤為「病患」者更「瘋狂」！
筆者想要以此當思考的起點，來談少子化激烈競爭下的高教院校中，教職員生在面對校方時，一旦有勞資爭議，或不認同校園中某些公共事務處理時，常被資方刻意或公開地貼上「少數化」標籤，同儕的「沈默」則被資方解釋為「同意」，所造成的言論自由惡化。也就是筆者要呼籲公私立大學教職員生，應要更關注校園政策和事務，積極加入工會、教師會或其他有益高教公眾參與的社團，對社會和發聲，而不是沈默。
正如同娜麗．布萊所見到的，她發現在病院不良的行政體制下，如果「我說話和舉止越是『正常』，他們越是覺得我病得厲害。」。對照校園中的勞資互動，其實出現問題的是行政體系，真正的「少數」是校方（資方），尤其是在私校的財團、董事或家族不當介入校務時。可是大學中學者的「獨善其身」，和工作權面臨威嚇，卻使眾多文人用「不關我的事」，或「順服」來保持「沈默」，這使得原來應該被討論的校園政策，無法公開討論，與資方不同意見者，被貼上了「少數化」的標籤，校園中從「騷動」到逐漸被「噤聲」。這其實就像「裝瘋十日記」中顯現的，被貼上「標籤」的「正常人」被視為「患者」，但真相卻是醫護官僚體制才是「瘋狂」的肇因。
根據媒體報導，2012年時高教工會創立，其首任理事長戴伯芬曾說，高教工會要團結全台高教第一線工作者，不但要爭取師生權益，而且要推動高教改革「真的要站出來，不想再沉默了。」 而當年的教育部高教司長何卓飛也指出，大學教授依法可成立工會，工會能對高教建議、監督，對高教有幫助。
筆者要呼應當時的高教工會理事長戴伯芬，和高教司長何卓飛的看法，工會其實就是勞方和第一線工作者的「團結」，希望以集體的力量，建議、監督高教，並爭取維護師生權益。歷經多年再回顧，高教的環境，尤其是私校面臨的「官僚化、商業化」，比當時高教工會成立時所指陳出來的更加嚴重了。所以，大學中的文人學者，筆者的同儕們，以及台灣社會中能體認這些問題的公眾，「我們不能再『沈默』了！」
眾人的沈默，其實是助長真正的「少數者」（不合理的資方或濫權者），去威嚇他們口中的「少數者」（勞方）。短期來看，「沈默」看似明哲保身，卻是不合理環境的最大助力，長遠來看「覆巢之下無完卵」。這也正是為何在眾多勞資衝突的事件上，資方會拼命「少數化」、「分化」勞方，一遇到要討論時就用各種行政程序或會議手段「滅火」。他們心中其實深深地知道，種種的巧門和不合理之下，他們才是真正的「少數中的『極少數』」，只是不能面對公眾「挑明了講」！才會用威嚇的手段去壓制公共事務上「不同的意見」，以便「自欺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