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受害者會達成和解，不是因為原諒犯人，而是因為在現實中不得不答應和解協議的要求。結果卻使得被害者陷入「雖不能原諒犯人，卻得要說自己原諒」的矛盾中，即處於認知失調的狀態。
受害者會認為，自己內心依舊感受到的憤怒與怨恨等負面情緒，是不正當的，所以經常會感到內疚。不僅如此，即使不願原諒，但已達成協議，就認為自己沒有資格擁有憎恨犯人的權利，也沒有資格要求擁有身為被害者的權利。
值得關注的是，有時被害者在和解協議書上沒有提及賠償金，亦即在沒有金錢賠償的情況下，依舊同意和解書上記載不希望對犯人進行刑事處罰等文字，原因大多是擔心如果不和解，犯人會懷恨在心進行報復。遺憾的是，許多時候如果雙方沒有達成和解，犯人確實會明示或暗示「我會報復」，而且犯人出獄後實際進行報復的事例也在所多有！
被害者會簽下沒有賠償金的和解協議書，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對犯人或犯人家屬的憐憫。有個案例中，一位高中女生遭到輪暴之後自殺，被害者家屬因為「犯人們和我女兒一樣年紀」這個原因，為了他們的未來著想，在沒有賠償金的協議書中簽了名。對於被害者這種決定我絕對尊重，因為我知道這樣的決定是符合被害者想要將事件放在「過去」，希望盡快回到現在。
但是在完成和解的瞬間，因為怨恨的對象被抹去了，這樣可能會加深被害者的自責感與空虛感。因此身為諮商者，我就要有心理準備，必須開始處理這個問題。即使說了「我原諒你」，但日後每當想到這件事就感到萬分後悔，因為後來才發現，即使自己嘴巴說了原諒，心中的憤怒、恐懼、害怕也不會消失。
原諒並不是對方要求就可以辦得到的，即使下定決心原諒對方，內心的傷痛也不會自動痊癒。不僅如此，社會似乎過於頻繁要求被害者過早進行原諒。反觀就連在法院裡，法院也常給予被告充分時間，去與被害者進行和解協議，法院彷彿是以費盡心思的方式強力勸說被害者原諒。
就算是這樣，社會大眾依舊以不友善的眼光看待達成和解協議的被害者，甚至有人公然批判或表現出厭惡的反應，指責被害者以悲劇事件為契機，想要趁機撈一筆。我可以明確地說，在我支援犯罪被害者至少近二十年來的過程中，我所目睹的刑法犯罪賠償金額，比社會大眾所以為的還要少太多了。
更何況，在大部分的案件中，積極要求達成協議的是犯人，很多被害者都是迫於犯人的脅迫，不得不答應和解。雖然偶爾也有被害者先要求協議，但是在這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下，究竟誰有權利對他們指指點點呢？
＊作者金泰京（김태경），韓國西原大學諮商心理學教授，臨床心理學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你真的可以選擇不原諒》（遠流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