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必要再次轉向鄂蘭——她在最初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的重磅出擊之後，在其後幾年間又有對無國籍的寫作。鄂蘭對無國籍法律架構的反思，進一步闡明了此一時期定義法律和政治方法的爭論性術語。她對無國籍主題的思考為我們觀察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轉變提供了重要的洞見——先是強調問題的形式、結構、對國際法律秩序的意義等性質，後來則關注經驗和道德後果。
鄂蘭並沒有參與為難民和無國籍者提供保護的國際協商。不過她的確很注意這些協商的進行。當律師和外交官在協商無國籍公約的條款時，鄂蘭捍衛她最初的論點，認為缺乏正式的國家保護是當代世界的巨大危險之一。鄂蘭準備於一九五三年在普林斯頓大學進行一系列西方政治思想傳統的講座，當時她有思考劃分不同的法律官僚式的類別來定義難民和無國籍者會有什麼問題。她告誡，不宜衝動地將難民和無國籍者區分開來，或是去定義兩者的法律官僚差異，因為這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在一個完全組織化的全球秩序中，兩者都很脆弱。
一個就技術面而言還保有法律連結的人和另一個在法律上已經沒有國籍的人，兩人之間有何區別不會比遭到驅逐的意義和後果更為重要。鄂蘭在一九五三年的演講中把無國籍描述為現代世界的狀態——未成為政治的一部分的狀態。雖然她對現代無國籍的描述是著眼於她那個時代的全球秩序的特殊情境，但是她的分析奠基於更深刻的、有關公民身分和公眾自由等固有價值的哲學主張。無國籍描述的是比其他法律類別更徹底的疏離和無家可歸的狀態。失去國籍會自動將一個人排除在政治領域之外。鄂蘭在一九五三年八月的一則充滿智性的日記事中，將希臘的「apolitia」概念連結到比較新的「staatenlosigkeit」一詞。
有一段對沒有國籍的人會遭到什麼痛苦的描述忽略了重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已經被組織成有明確邊界的共同體，國籍成了一種底線要求——無論它是否在任何特定情況下都可以確立社會或經驗的後果。
鄂蘭以這些用語使公民身分的含義得以概念化，而她把注意力放在美國的公民身分如何賦予公民比之前更多的社會權利和保護，不過同時，剝奪國籍的聯邦權力也擴大了。到了一九五○年代早期，美國檢察官越來越常適用戰時立法，把被控以叛國罪或拋棄公民身分的人剝奪國籍，反共主義也促使人們越來越願意將涉嫌共產主義的人剝奪公民身分。鄂蘭將此一發展描述成對美國這個共和國的根本威脅，她一直保留著《紐約時報》的一則剪報（內容是關於聯合國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召開有關無國籍公約的籌畫會議），其中詳列了「懲罰性地剝奪公民身分」是如何變得越來越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