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以來，黃河中下游靜態的部落生活漸被戰亂、征服和群體殺戮打破，華夏舊（早期）文明與國家由此產生。
從孕育到成熟，華夏舊文明跨越兩千年。和同期的其他古代人類文明一樣，它們都屬於神權與王權合一、宗教主導的社會。如果一直延續下去，歷史將充斥族群壁壘、殺戮與獻祭。
但周滅商後，以殺戮和人祭為特色的華夏舊文明戛然而止，取代它的，是周公營造的新華夏文明。周公消滅了舊華夏文明及其相關記憶，打破了族群血緣壁壘，讓塵世生活遠離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類族群的差異看作神創的貴賤之別。這是華夏文明最徹底的一次自我否定與重生。
在三千年前的古人類文明中，只有華夏獨自走出了神權的掌控，成為一個「異類」。這是一種過於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續到今日。
儒家起源與人祭文明
使華夏文明突然轉向的根源，是周公一代人無法言說的恐懼，就像武王周發的驚夢。他們可能都在殷都生活過，不僅目睹了商人的血腥獻祭，甚至兄長伯邑考的慘死。恐懼使武王更加依賴人祭宗教，而周公則極端憎恨人祭宗教，勢必將其徹底滅絕。這是兄弟二人截然不同的解脫路徑。
後世人對周公的認識，有事功和制度文化兩方面：事功，主要是周公輔佐成王、平定三監之亂，為西周王朝奠定開局；制度文化，主要是周公「制禮作樂」，確立西周的政體，包括諸侯列國分封格局和貴族等級制度。在考古發現商朝的遺址與人祭文化之前，人們對周公的理解只能達到這種程度。
但事實上，周公最重要的工作是消滅商人的人祭宗教，以及與之配套的弱肉強食的宗教價值體系。他不僅阻止了周人模仿和繼承這種宗教文化，也在殷商遺民和東夷族群中根除了它。尤其關鍵的是，周公還抹除了與商朝人祭有關的記憶，甚至也隱藏了自己禁絕人祭行為的種種舉措。這是為防止人祭宗教的死灰復燃和捲土重來，也是為掩蓋周人曾為商朝捕俘人牲的那段不光彩的歷史。
為了填補人祭宗教退場造成的真空，周公發展出了一套新的歷史敘事、道德體系和宗教理念。這主要體現在《尚書》的幾篇誥命中：
一，淡化商人對「帝」的崇拜。在商朝末期，「帝」已經和商王身分重疊，商王具有「帝」的神性。但周滅商後，王已經不能身兼「帝」之名號，對周人來說，帝在高高的天庭之上，不會化身為世間凡人。
雖然我們還不能完全確定這個原則就是由周公確立的，但從《尚書》的幾篇誥命可以發現：在對殷商遺民講話（如〈多士〉）時，周公會頻頻引用上帝的命令來威嚇和誘導商人，這是因為商人格外信奉上帝，只能因勢利導；但在對周族自己人講話時，如冊命弟弟周封為衛侯的三篇誥命，周公卻極少談到上帝，尤其是對族人談論現實和規劃未來時，他從不動用上帝進行論證，更不涉及其他的神靈。這顯然是一種有意識地「敬而遠之」，讓現實和神界保持距離。從這些跡象看，周朝人「疏遠」上帝或其他諸神的傳統的確是由周公奠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