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吾爾的數位世界體驗起來，並非一直都是個被圈禁的空間。二○一一年我剛開始從事田野工作時，新疆地區才剛搭建起3G網路，社群媒體剛開始在都會區慢慢出現用戶。等我在二○一四重返新疆進行第二年的研究時，成年人已經幾乎是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觀察維吾爾語app下載數量相關的數據，維吾爾族的1千2百萬人口中有大約4成5的智慧型手機使用者（Byler 2016）。鄉村有許多人開始使用微信來分享錄製的語音訊息與視訊，以做為其日常與親友溝通的工具。他們還使用手機來買賣東西、閱讀世界時事，並與全國乃至於全球的維吾爾人建立起聯繫網絡。
社群媒體讓年輕的維吾爾移民得以在既緊密但又分散的社群網絡中發展出複雜的都會人格，也得以開始透過各種形式的大規模流通來影響周邊的世界。「我很喜歡微信，」一名叫馬赫穆德的維吾爾年輕人跟我這麼說，「你可以看到其他人的『朋友圈』（其生活中的片刻或瞬間），也可以群聊。你可以發視頻，或是跟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視訊聊天，只要是他們也在網上就行。」
馬赫穆德被剝奪的故事會在本書的第三章登場，而此時我想說的是他開始花高達2百元人民幣（30美元）的月費在他的LG智慧型手機數據上網方案上——這錢遠高於他吃穿的花費。一如許多維吾爾年輕人，他慢慢把微信視為了他身在維吾爾世界中，社交人設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微信做為一種環境還創造了2種可能性，一個是媒體瘋傳，一個是對觀看者的影響力。維吾爾的製片人如今想分享短片跟音樂錄影帶給數十萬人，只是一瞬間的事情。像卡辛姆．阿布杜勒欣姆（Kasim Abdurehim）這樣的維吾爾英語教師與像阿布拉揚（Ablajan）的流行明星，乃至於其他未受國家贊助而被貼上令人「不放心」之標籤的文化人，都可以一夕之間把追隨者發展成數百萬之眾。
從國家的角度出發最讓人如坐針氈的，是未經核准的維吾爾宗教導師從中國跟土耳其的根據地發展出深刻的影響力。伊斯蘭的信仰與維吾爾的語言向來在國家當局與部分漢族墾殖者的眼裡，是「落後」文明跟抗拒中國文化規範的來源，這點自現代中國殖民維吾爾自治區的十九跟二十世紀以來，就不曾改變過（Schluessel 2020）。
確實，扎根於土地的傳統、伊斯蘭信仰，還有現代主義的突厥裔認同，共同奠定了獨立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基礎，而且這個東突厥共和國不但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立，也早於隨後幾十年的墾殖者殖民（Thum 2014; Brophy 2016）。東突厥共和國的這三項元素，結合根深蒂固對維吾爾文明之人造環境的依戀——合院、清真寺社區，與蘇菲派祠堂——創造出了各種知識體系，而這些知識體系又衍生出與一九四九年之後一波波到來的漢族涇渭分明、維吾爾族式的特色與差異。他們原本一直是穆斯林，但由於中國當局限縮了他們接觸伊斯蘭知識與其他穆斯林社群的管道，因此許多維吾爾年輕人已經少有機會能主動探索自身歷史與知識系統的這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