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大聲疾呼「富者越富，貧者越貧」，但實際經驗卻與這類言論大不相同，那些從底層入門工作幹起的人，往往能隨著時間逐漸爬到更高、薪水更多的職位，這是普遍的事實。與此同時，那些邁入中年且生產力與收入也攀到最高峰的人們，未來也不太可能再大幅提高生產力與收入。
另一項引用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數據的研究，也發現了相似的模式。該研究追蹤了在一九九六年至二○○五年間，有遞交所得稅申報表的個人。那些一開始位於最低二○％收入組的人，在這十年中，收入上升了九一％，亦即他們的收入近乎成長了一倍。而那些一開始收入位於備受矚目「前一％」的人，在同樣十年間，收入卻下滑了二六％。再次得證，那些基於不同時間、分類抽象的統計數據而大聲疾呼的主張，與事實完全相反。這類收入統計數據的階級被表述得似是一群有血有肉的真實人類的經歷，卻忽略收入組的成員其實不斷在改變。
近期另一項加拿大研究，則追蹤了一九九○年至二○○九年間特定群體的發展，並獲得了與美國研究非常相似的結果。那些一開始位於最低二○％收入組的加拿大人，其收入增加比例不僅比那些最初位於更高收入組的人來得多，實際金額也更高。然而同樣地，追蹤特定群體於一段時間內的發展所得到的結果，與同時期內追蹤一群由變動成員組成的抽象收入組所得到的結果，恰好相反。加拿大的情況與美國相同，上層階級所得比下層階級所得增加得要快，此一情況也被描述得像是發生在特定一群人身上。
不幸的是，追蹤特定對象的研究，其成本往往比單純在抽象分類中匯總歷年數據的統計研究來得高昂，儘管後者研究的主體是一群分別處在各自人生不同階段的個體。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麼在美國普查局與眾多統計單位所提供的資料中，有更多是關於抽象組別的資訊，而不是特定一群人於不同時間下的追蹤數據。然而，發生在抽象的收入組的事，長久以來卻被描述得像是特定一群人在不同時間下的經歷，並以「富人」與「窮人」來代稱。明明是在不同收入組短暫停留的現象，卻被討論得好似一種持續性的常駐現象。
對人類同胞的命運抱持關懷，是可以理解且值得被讚揚的出發點，但這與執著於抽象分類中的數字，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正如同托瑪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教授在其著名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中所言，「上層階級確實是一個我行我素的世界」，此一描述完全罔顧美國絕大多數的家庭（五六％），在其一生中（絕大多數發生於晚年）皆曾站上頂層階級的事實。對多數美國人而言，去羨慕或憎恨頂層者，就是羨慕或憎恨自己。這甚至稱不上「階級鬥爭」，而是社會階級與年齡世代的混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