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四○年代的中國自由主對臺灣也發生了作用。一九五○年代臺灣的自由主義思潮，是一九四○年代思潮的直接轉移和傳布。五○年代影響最大的《自由中國》就是由國民黨和親國民黨的自由主義者所創辦，另外青年黨人經營的《民主潮》、《現代國家》也極力推動民主化。張佛泉（一九○八—一九九四）於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名著《自由與人權》序中的一段話，就表現了這樣的情況：
以前我們讀英美人「無法出讓的權利」（inalienable rights）之說，輒將它輕易放過，實在並未懂得。只有當空前未有的極權統制在大陸上暴興之際，我們纔了悟英美人何以要講「無法出讓的權利」。著者於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中離平，避地來台，侘傺幽憂，不能自釋，乃下帷讀書，專心於英美人權學說及民主制度之探究。
一九五○年代的香港，更是自由知識分子的集中地，他們在政治上發展第三勢力，在文化、新聞傳播和政治論述上也非常活躍。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也有留在中國本土，與共產黨合作的。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號召大鳴大放，「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他們反應最積極，隨即在一個多月後轉向的反右鬥爭中覆滅，「言者無罪」變成罪大惡極。
剛剛我們看了余英時先生的錄影談話。他的經歷就是中國自由主義浪潮的一個例證。余先生的青少年和四、五○年代的自由主義思潮關係很密切。他從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住回老家安徽潛山鄉下，到一九四六年才重回大城市，接受現代教育。從那個時候開始，無論一九五○年前在中國大陸，或一九五○至五五年在香港，主要浸潤的思潮就是五四流衍下來的自由主義。
但是我們要注意，五四自由主義傳統也有很大的限制。二十世紀前半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勢力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個都是主張專政的革命政黨，儘管在思想上表現了相當的活力，自由主義的政治空間是很小的。
至於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情況，在香港，主要由於國際局勢的演變，中國自由主義的活動在六○年代後逐漸消散。諷刺的是，自由主義在香港能夠如此活躍，正是「有自由無民主」的英國殖民統治所提供的機會。事隔六十年的今天，香港的民主沒什麼實質成長，自由卻日漸弱化，前景更是黯淡。（二○二○年七月國安法實施後，則是民主被剷除，自由飽受摧殘。
在臺灣方面，主要由於黨外運動所凝聚的政治和社會力量，一九八七年戒嚴解除，一九九○年代初達成自由民主化。黨外運動社會基礎的來源包括臺灣從一九二○年代以來爭取自治與參政的傳統，以及長期對於壓制的抵抗。另外，以《自由中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思潮也提供了資源和動力，雷震在一九六○年領導中國民主黨創黨運動，更是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