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記：本文是我為二○一九年五月三日中華文化總會「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反思」圓桌論壇所準備的講稿，收入本書，內容稍有修訂。這場論壇播放了余英時老師的錄影談話，我則發表現場談話，這是我和余老師最後一次「同台」，很值得紀念。
今年二○一九年，是五四學生運動的一百周年，「五四運動」就是從這個學生運動得名的。不過，從比較寬闊的歷史觀點來看，「五四運動」最主要的涵義是得之於在五四學生運動之前就展開的新文化運動。歷史學者一般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起點訂於一九一七年。這一年一月，《新青年》的主持人陳獨秀把雜誌本部從上海遷到北京，也在這個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掀起波瀾壯闊的白話文運動，開啟了中國思想文化的新紀元。
作為思想運動，五四運動特別鼓吹三個目標：「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以及從舊禮教解放，建立獨立的人格。其中，「德先生」的問題和現今臺灣以及兩岸情勢關係密切，也是本次論壇的主題。今天，我的發言集中在討論提綱的第一點「自由主義思潮在臺灣與中國大陸的發展」。我想從五四自由傳統的問題出發，嘗試說明現代中國與臺灣自由主義思潮的歷史特點，並論及現在兩岸局勢中臺灣的自由民主問題。
關於五四自由主義傳統，以下是幾點基本說明。首先，「自由」雖然不在前述的五四運動三大目標之中，這個運動含有強烈的鼓吹自由和人權的成分。在一百年前五四的情境中，民主的觀念和自由、人權關係密切，事實上，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最初是以「人權」和「科學」做為新文化的兩面旗幟（一九一五年九月〈敬告青年〉），而非「民主」與「科學」。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不但提倡與民主有關的參政權，而且重視基本人權，包括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要求法律保障這些權利。他們還主張，健全的個人主義是自由民主的重要文化基礎，他們對三綱五常的批判和這個觀點是相關的。
第二，在二十世紀的前半期，自由主義成為重要的思潮，並沒有隨著五四運動的退潮而消散。純就思想層面而言，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是相當興盛的，由於這個傳統的主要根源是五四，我們無妨稱之為「五四自由主義傳統」。
自由主義最興盛的時期，是在一九四○年代，也就是從抗戰（第二次中日戰爭）晚期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席捲中國。興盛的主要原因大概有兩個。一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希望儘快結束國民黨的訓政，實施憲政，作為戰爭結束後中國的新政治體制。另一個原因是，隨著共產黨力量越來越大，很多知識分子擔心自由被徹底摧毀，激發了自由主義的論述。這個支脈可以稱為「反共自由主義」，當時還在青年時期的殷海光（一九一六？—一九六九）顯然就屬於這個脈絡。一九四○年代的自由主義者，有許多國、共兩黨之外的學者和政治人物，以及新聞界、文化界人士。當時影響力特別大的，除了最具象徵性的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還有民主社會黨領袖張君勱（一八八七—一九六九）、《觀察》週刊主編儲安平（一九○九—一九六六？，下落不明）等。此外，國民黨內也有自由主義者，共產黨中也有人受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