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台灣赴美留學的回憶
我是一九六二年離開台灣的，那個時候我並沒有移民美國的念頭，總是希望趕快學成歸國，與家鄉父老同甘共苦，這個信念是很強的。
二次大戰之後，台灣一直相當亂。我在新竹公會堂那邊，看到一個阿兵哥搶銀行被抓住，就在廣場大眾前面槍斃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人殺人的情況，血流在地上。後來也聽說南部有霍亂流行，不曉得真的還是假的。
二二八的時候我年紀還小，不過聽收音機，像謝雪紅他們佔領了電台劈頭便播放說「台灣同胞打拼咧」，政府奪回電台後，竟然不盡不實地描述賣菸的事件。謝雪紅他們上電台講的話，這些我還記得很清楚。
我出國的前一天，到新竹火車站，我父母親、我未婚妻的父母親，在那裡送我們的時候，心裡有一點戚戚焉，覺得這樣子離開台灣，好像有點不忍。飛機起飛之後，睡了一陣子馬上醒過來，眼前就浮現新竹公會堂流血的事。
我一到美國，我堂兄跟哥哥，還有一些新竹中學的朋友之間，流傳一種輪迴信。就是大家輪流寫，每人寫一段，傳給第二個人，第二個人又加了一段。那時候沒有傳真機，再轉給第三個人，就這樣輪流寫著看，繞一個圈子便又輪回來。後來我堂兄找到一個複本，那時候我在信裡面談到，我在當時的情景離開台灣，心裡總覺得過意不去，所以希望能夠早日學成歸國，幫忙一些受苦受難的老百姓，希望能夠改變社會。我出國那時，其實我就一直想早日學成歸國，回到家鄉。
中學的時候，哥哥、三位堂兄跟我都在管樂隊裡面，我們以前做很多活動，家裡也常開音樂會。特別是我堂兄劉遠中，他是孩子王。他後來在清華大學當教授，在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當過主任，已經退休了。另外我姊姊到美國之後，一直連繫李家家族的一些人，所以我們有通訊錄，包括所有的堂兄弟表姐妹。家族裡面可以說確實有一些凝聚力，但是這是我跟我堂兄更高年齡層的情形，出國之後，和弟弟妹妹就接觸比較少。
到美國加州，因為我堂兄要到哥倫比亞大學念書，先到我要就讀的柏克萊住了一個禮拜，再去哥倫比亞，他們開學比較晚。他抵達哥倫比亞幾乎要哭了，說「我怎麼這麼不幸，申請到哥倫比亞，在紐約市裡面」。他那時候看柏克萊，校園像花園一樣，下午舊金山的霧吹進柏克萊校園，真的是飄飄然像仙境，他的心境一直以為美國到處都那麼好，後來在哥倫比亞，感受就不是這樣。
我到柏克萊那一年，我哥哥也剛念完博士，從愛荷華到柏克萊做博士後的研究，所以我哥哥來機場接我。三年前我哥哥看到盧世祥寫的一本《李遠哲與台灣首次政黨輪替》，他看到了才知道，「我不知道你在台灣做這麼多事」，我哥哥這麼講，「我現在才知道你到美國之後寫的那封信，裡面說願意為家鄉父老同甘苦的事情，現在才明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