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就曾提到，以色列建國解決了歐洲的猶太人問題，卻製造了大量阿拉伯難民，且猶太歷史學家傾向將猶太人描繪成「歷史的受害者」、而非「歷史的創造者」，等於是讓猶太人擁有了「永恆的善良身份」，免受外界責難。鄂蘭更在1948年直接將以色列自由黨（Herut，利庫德集團前身之一）與納粹進行比較，稱前者的組織、政治哲學、社會基礎，都與納粹及法西斯政黨高度相似，「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令人不安的政治現象之一」。
以色列哲學家耶沙亞胡·萊博維茨（Yeshayahu Leibowitz）也在1968年（六日戰爭隔年）提出，猶太人對巴勒斯坦領土的持續軍事佔領，必然導致以色列國防軍（IDF）的道德淪喪，並痛批「以色列正將士兵變成『猶太納粹分子』（Judeo-Nazis）」。這一顛覆性控訴也在2018年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引用，稱從當前局勢來看，軍事佔領產生「猶太納粹分子」的預測完全正確。
文學作品更是反覆出現這個隱喻。例如巴勒斯坦小說家加桑·卡納法尼（Ghassan Kanafani）的《重返海法》（Return to Haifa），以及巴勒斯坦裔美國作家蘇珊·阿布哈瓦（Susan Abulhawa）的《傑寧的早晨》（Mornings in Jenin），都設定了猶太大屠殺倖存者侵占巴勒斯坦人居所的情節；黎巴嫩小說家埃利亞斯·庫里（Elias Khoury）則將1948年的巴勒斯坦「大災難」（Nakba，又譯作災難日）與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相連結，並表示「大屠殺和大災難雖不完全鏡像，但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如果能夠擺脫排外主義和民族意識形態的幻覺，就能夠成為人類苦難的鏡像。」
當然，上述觀點與呈現都引發不少爭議，因為不論是將猶太復國主義與納粹相提並論，或是將「大災難」與「大屠殺」相連結，都有被延伸為「為納粹開脫」、「否認大屠殺」（Holocaust Denial）的可能，導致論者蒙受「反猶主義」的危險指控。
例如德國政治學家、柏林國際反猶太主義研究中心（BICSA）主任克萊門斯·赫尼（Clemens Heni）就認為，將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與納粹主義相提並論純屬「顛倒是非」，是「極其激進的反猶宣傳」；拜登（Joe Biden）任命的監測打擊反猶太主義特使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也表示，將納粹德國與以色列進行比較，是對大屠殺的「軟性否認」（soft-core Holocaust denial），是「不否認卻顛倒事實，把受害者說成加害者」，而這種「錯誤的比較」淡化了大屠殺的本質，「比直接否認更狡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