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上述說法的深層脈絡，也有部分出自西方行之有年的「大屠殺獨特性」（Holocaust Uniqueness）論述，也就是認為猶太大屠殺「不能被與其他屠殺相比較」，因為這場屠殺是人類歷史中「獨一無二的存在」。
學者為此提出了各種解釋，例如稱「因為受害人數高達600萬，所以這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罪行」，但也有學者直接訴諸「現代與落後」的解釋框架。例如德國歷史學家諾爾特（Ernst Nolte）對猶太大屠殺與紅色高棉大屠殺的比較，就引來哲學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批評，後者認為「柬埔寨是一個落後的第三世界農業國家，而德國是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家，兩次種族滅絕之間沒有可比性」。德國歷史學家於爾根·科卡（Jürgen Kocka）也在1986年表示，猶太大屠殺是特殊單一事件，因為這場屠殺是由先進西方國家所犯，與紅色高棉、史達林（Joseph Stalin）時期蘇聯、阿明（Idi Amin）時期烏干達的類似大規模屠殺都不相同，畢竟這些社會的本質都是「落後的」。
不過前述框架之所以被許多德國學者採用，可能也出自當年戰後德國知識分子的普遍原罪感，認為德國明明是「西方先進國家」，卻還犯下如此野蠻罪行，更該深切自我反省。只是這些論述也在現實上鞏固了大屠殺的「不容比較」，間接推高了以色列作為受苦民族的「神聖性」，並被極端猶太復國主義者不斷引用強調，最終也正如鄂蘭所說，讓猶太人擁有了「永恆的善良身份」，免受外界責難。
「新納粹」批評為何茁壯
整體來說，正因當年納粹大屠殺的圖騰過於鮮明，所以套用到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身上，增加了不少論述的衝擊性、歷史諷刺感。只是這些套用確實不能排除反猶主義的潛流，儘管其占比可能不高、甚至極低，卻畢竟在西方社會歷史悠久，且是導致納粹成功動員大屠殺的原因之一。因此長年以來，將以色列與納粹相提並論、或在以巴衝突上套用大屠殺敘事，都是某種危險的政治不正確，容易被反猶、否認大屠殺等敘事攻訐。
但從近20年的局勢發展來看，兩個現實正在改變二戰之後的輿論格局，讓「以色列是新納粹」的論述越發不受反猶主義的陰影掣肘。
首先是以色列的狀態。顯而易見，如今的以色列已非當年脆弱無祖國的猶太社區，卻還持續以受害者自居，這種作法不僅很難引發共鳴，還會強化以色列「把大屠殺當道德免死金牌」的形象，甚至連自己人都看不下去。
例如立場左翼的前以色列議長亞伯拉罕·伯格（Avraham Burg）就曾嘲諷，「以色列人已經武裝到牙齒超過60年，擁有軍隊和特種部隊，擁有猶太人從未擁有過的能力，卻還每天害怕」；以色列議員奧弗·卡西夫（Ofer Cassif）也曾在受訪時表示，「將以色列與1930年代的德國相比是公平的」、「我們已經進入這個國家完全不同的歷史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