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來是以巴衝突的反覆流血,其結果必然是讓以色列的「大屠殺受害者」身分持續失血。例如德國物理學家、大屠殺倖存者哈喬·邁耶(Hajo Meyer)就在2003年(第二次大起義的第三年)寫下《猶太教的終結》(Het einde van het Jodendom),指責以色列濫用大屠殺來躲避壓迫巴勒斯坦的罪行;無獨有偶,2018年3月加薩邊境示威事件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也在同年7月痛批,「希特勒(Adolf Hitler)精神在以色列繼續存在」。
而2023年10月這輪以巴衝突的炸裂,無疑加劇了前述輿論格局的傾斜,讓「以色列是新納粹」的敘事更有市場。
例如沙烏地國王大學的政治社會學教授哈立德·達希爾(Khaled Al-Dakhil)就在衝突不久後公開批評以色列「以納粹風格推行其政策」,稱以色列「正在發動戰爭、屠殺和沒收土地,以建造定居點並迫使原住民流離失所。誰反對,誰就會被指控為反猶主義,但正是他們從德國帶來了納粹主義。」
2023年12月,獲得漢娜·鄂蘭政治思想獎(The Hannah Arendt Prize for Political Thought)的美國知名記者瑪莎·格森(Masha Gessen)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上撰文講述加薩戰爭,文中譴責哈馬斯10月7日的襲擊暴行,同時也批評以色列轟炸加薩地帶,「堪比納粹清洗東歐貧民窟」。可想而知,這篇文章引來德國以色列協會的抗議,瑪莎·格森的獲獎資格一度受到影響,不過因頒獎單位力保,最後還是以推遲典禮、縮小規模的方式,讓瑪莎·格森成功領獎。
2024年2月、國際法院對以色列種族滅絕案作出臨時判決不久後,巴西總統盧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公開發聲,稱以色列正對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實施「種族滅絕」,「這不是一場士兵對士兵的戰爭。這是一場準備充分的軍隊與婦女兒童之間的戰爭」,盧拉更表示「加薩地帶巴勒斯坦人民所發生的事情在歷史上從未發生過,除了希特勒決定屠殺猶太人的時候。」當然,以色列也為此暴跳如雷,並將盧拉列為「不受歡迎人物」,稱除非盧拉道歉否則將被拒絕入境,但盧拉無動於衷,巴西外交部則直接召回了駐以色列大使。
顯然,在以色列兵強馬壯、持續大開殺戒的現在,「大屠殺受害者」身份越來越難遮掩加薩的遍地鮮血,倒是「以色列是新納粹」的論述越來越有市場,且論者所要付出的政治不正確代價比過去任何時候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