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歷史這一行因此成為一門高風險行業。中國第一位偉大史家、《史記》作者司馬遷，就因替一位淪為代罪羔羊的朝廷官員仗義執言，結果惹惱皇帝而受宮刑並入獄。當司馬遷獲釋出獄後，許多人以為他寧願自殺，也不會帶著殘破之身苟延殘喘，因為在那個時代，遭受宮刑是一種不能忍受的羞恥。但司馬遷選擇活下來，因為他決心完成中國第一部歷史巨作《史記》，並願意為這神聖使命不惜一切。
想避開上述風險有個辦法，那就是像蘇東坡那樣戴上遊客的帽子，走訪各處名山大澤，並且刻下自己的想法。這麼做的好處不僅可以暗藏政治批判，還能探討自然的永恆、人生的愚蠢，以及世間的動盪。
許多世紀以來，這類「記憶地點」已經遍布於中國的實體與精神景觀。雖然歷經入侵、異族統治、分裂，中國仍是一片記憶綿延千年不絕的大地。之所以會有這種現象，部分原因是中國的歷史實體遺跡很有存在感。以西方角度來看，這就像古希臘、古羅馬與歐洲文明都透過相同的文字與文化參數，移植到相當於美國大小的地理區域。想一想，如果受過教育的美國人都能通曉古希臘文、拉丁文，以及大多數現代歐洲語言，而且這些時代許多關鍵歷史文物遺跡，例如雅典衛城(Acropolis)、古羅馬競技場(Colosseum)、沙特爾大教堂(Chartres)與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都坐落於美國本土。不僅如此，千百年來的知名作家，從荷馬到珍．奧斯汀，從莎孚到海明威，都生活在同樣的土地上，都曾經造訪這些地點，將他們的想法銘刻在石頭上。
這種現象為中國當前的事件帶來難以承受的負擔。該國家幾乎每個地方都有幾分古代傳承。過去的事永遠不會真正過去。但這沉重的歷史對今人也是一種啟發。古人都敢仗義執言，我為何不敢？如果我因此面對折磨、苦難，如果我因此遭到審查、屈辱，那又怎樣？自古以來不都是如此？而且最後人們記得的是司馬遷和蘇東坡，而非那些殘害和誹謗他們的領導人，不是嗎？
＊作者張彥（Ian Johnson），知名作家、記者、普立茲獎得主，曾長時間派駐北京。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星火：中國地下歷史學家與他們的未來之戰》（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