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與大陸，在許多根本沒想到的地方，都自然進行著「臺灣先導實驗，大陸擴大實施」，我們要珍惜這樣的經驗。
知的權利與社會責任
我受的是在網路前的新聞教育，那時進入媒體的門檻很高，要求許多訓練與思辨，包括：
知的權利：欲報導與評論的新聞事件，是否是影響深遠的公共事務？
社會責任：對新聞事件的當事人是否有充分查訪？對查訪的背景、依據與使用是否向當事人充分說明？對相關資料文獻的調閱與平衡是否有充分研究？對各種資訊間的矛盾、疑點，是否有充分比較與分析？
這是我與許多老記者，40多年前在學校學習、在工作上實踐的：媒體社會責任論與調查報導方法。
但網路後，自媒體暴增，這些議題多被忽略了。
發現《致王信》爭論後，我的反應就是直接問當事人。
三問柴玲
柴玲在多處留下公私電子郵箱，強調「立刻回信」。但我請教她3次，請她只賜告「是或否」，她始終保持緘默，與其他直言無諱的反應完全不同。
她發言大開大闔，不僅在公共領域上，甚至在極個人的隱私上。包括與身體權有關的接觸過程，曾主動以萬言揭露；卻對一封有歷史重要性的文獻，不置可否？
她在回應《原諒文》和2封《致丁文》後，都遭到友敵雙方的嚴厲批判！是她緘默的原因？
我再以統計學內容分析的「7指標檢定」，無法證明《致王信》與她其他的主張不同。
三問王丹
王丹很快回復：「不是」且說「交由美國警方處理」。
我再問該案交美國哪個警方單位處理？罪名為何？結果為何？他都不答復了。為何柴玲署名的信，由王丹處理？
調查報導不是司法偵查，只能和盤報告完整過程。
或許，我也可以在柴玲眾多的文章中，整理出與《致王信》相同的結論。但《致王信》既已存在，不論是她本人、或她不否認的代言、或是一位非常瞭解事件者的託言，都對民運有不分地區的共同啟示。
＊作者為台灣民調創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