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指出，1820年，中國經濟及印度經濟合計占世界經濟的一半。經歷西方殖民的痛苦經歷後，中、印兩國在二戰後都選擇了封閉的中央計畫經濟。經過多年的經濟停滯後，中國與印度最終都接受了市場自由化，為各自顯著的經濟成長鋪平道路。
然而，中國與印度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978年，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啟動「改革開放」計畫，利用低成本勞動力成為「世界工廠」。相較之下，印度於1991年開始經濟自由化，利用在科學、工程、數學教育的優勢，培育成功的資訊科技產業，特別是軟體開發及外包。
印度央行「印度儲備銀行」（Reserve Bank of India）前總裁拉詹（Raghuram Rajan）表示：「印度未能像中國一樣將經濟轉向出口導向型製造業，這並非偶然，儘管1970年代晚期中國剛走上這條道路時，兩國同樣貧窮。即使是低技術的工廠就業也需要最低水準的教育及技術，當時許多中國勞工達到這個標準，大多數印度勞工卻沒有。」
印度跳蛙策略的後果
二戰後，歷屆印度政府都將專門高等教育列為優先，置於初等教育之上，並將重點放在資本密集型重工業的快速發展，而非勞動密集型輕工業。這種策略通常被稱為「跳蛙」（leapfrog）策略，亦即一個國家跳過產業發展的早期階段，直接跳至更先進的產業。
與鄰國孟加拉的經濟發展相比，印度這項政策的缺點顯而易見。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資深副教授近藤正規表示：「印度擁有棉花生產、紡紗、編織、縫紉等製衣各階段成功需要的所有要素，但在任何一個都未能表現出色。相較之下，孟加拉缺乏這些優勢，從1970年代晚期開始只專注於縫紉。」如今，孟加拉服裝業僱用400萬人，出口量僅次於中國。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22年孟加拉人均GDP達2,688美元（約新台幣8萬7790元），超過印度的2,410美元（約新台幣7萬8710元）。
《日經亞洲》指出，印度對高等教育的重視為其資訊技術產業的成功鋪平道路。然而，印度政府對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忽視導致了長期失業率高。莫迪很清楚這些問題，2014年上任後，他將「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作為經濟政策的基礎，旨在為每年進入勞動市場的1000萬印度勞工創造穩定的就業機會。然而，批評者認為他的政策議程缺乏重點，因為它未能促進特定產業或實施稅收優惠等措施，因此許多人認為他對發展製造業的承諾只是空頭支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