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水調歌頭〉到〈西江月〉對月的反復咀嚼，也值得後世一讀再讀，體味到東坡在如水月光中讀出的人生百味。
時間是治癒一切苦痛的良藥，對於能夠將毒藥當補藥吃下去的東坡而言，在空虛無助孤獨的折磨之後，他不僅僅只收穫遺忘與平靜，而是將「若無閒事掛心頭」的時光轉換成精神深耕的大好契機。
從一開始的無書可讀、無文可寫，慢慢到「專讀佛書」，再到讀史注經，東坡在變與不變的生活中安步當車，踽踽前行。
蘇軾一時「專讀佛書」，這不是為了出世遁入空門，更多的是為了紓解心理上的壓力。佛書不能滿足一個淑世精神未死的人，所以他後來則以讀史為多。讀史不免會自然印證眼前的現實，就不免「有感」。他又悄悄寫下了篇短俊的史論。
王安石有〈商鞅〉詩：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而蘇軾卻持絕對相反的看法，遂有〈商君功罪〉（《蘇軾文集》卷六十五）之作：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 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為之懼矣。
這篇犀利的短文，是儒學者的蘇軾對「法家」治術所投出的利刃。只將〈商君功罪〉看成是先秦儒法爭鋒的理論延續是不夠的，將之視為對王安石等新法的抨擊也難免有局限，將之視為政治上的蘇軾一味守舊反對改革更是大錯特錯。蘇軾的匕首是投向那些「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的偽君子，以及那些假「法制」之名而枉法弄權專制暴君。這篇史論，讓我們看到了那個「猛志固常在」的蘇軾依然生猛。
宋人有解說《論語》的風氣，見於《文獻通考》的書目，即有三十餘種之多。王安石也作過《論語解》，蘇軾似乎讀過，但一向不大服王安石的釋義。此時取來蘇轍少時疏解《論語》的一些摘記稿，加以取捨發揮，寫成《論語說》。自述為五卷（〈上文潞公書〉），但《宋志》作四卷，《文獻通考》作十卷，書已失傳，不知孰是。《文獻通考》將它與蘇轍所著《潁濱論語拾遺》並列。潁濱書自序，記述他後作《拾遺》的始末緣由，有言：
予少為《論語解》，子瞻謫居黃州，為《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書十二三也。大觀丁亥（大觀元年，一一○七），閒居潁川，為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為籀等言，凡二十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