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7月17日刊發了駐港記者戴慶成文章《香港年輕人為何躺平》一文。文中戴記者說到，面對高昂的樓價，許多香港青年人放棄買房做業主的打算，爭相申請「公屋」。其他港媒和外媒也有報道。對這一現象，特首李家超希望青年人不要「為一個公屋白費潛能」、要「盡力追夢」。其他一些香港政府官員也發言，希望青年人奮發進取、不要「躺平」。
顯然，香港青年的「躺平」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影響到了香港發展的重大社會問題。所以引發港府官員和各媒體的關注。但面對這一問題，港府官員更多強調香港青年人「不努力」、「自我設限」，而回避港青「躺平」的現實原因。
自1841年開埠以來，香港這塊彈丸之地不斷發展，由一個史冊不載的小漁村，一路成長為世界聞名的「東方之珠」，成為亞太地區最重要、最繁榮的經濟中心和商貿樞紐之一。香港的繁華與輝煌，曾讓東亞和東南亞各地都頗為艷羨。香港人也為自己的港人身份而自豪。
但為世人所忽視的是，香港一百多年的長期繁榮背後，是香港叢林資本主義模式對產業工人、基層服務業者、各弱勢與邊緣群體權利的侵害和無視；產業結構畸形導致的貧富懸殊；地狹人稠地理環境下房價高企、一房難求；以及這些弊病衍生的種種社會問題和民生困境。
香港的繁榮很大程度源於香港的高度經濟自由主義體制，即自由放任、低稅收、低福利、重商親資本的制度、法律、政策。這樣的體制非常利於金融資本的流通、貿易的便利，高自由和高利潤讓世界各地投資者攜帶資金蜂擁而入，極大刺激了經濟活力。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自由主義經濟模式成就了香港的繁榮，讓上層賺的盆滿鉢滿、部分中層也成為令世人艷羨的富有中產。但同時，大多數香港中下階層人士，卻生活在貧困之中。香港的產業結構偏重於金融和商貿，以及其他高端技術業和管理與服務業，這讓一小部分精英階層大富大貴，可多數民眾只能從事與其他地區和國家無二的「低端」產業，並不能得到高端產業高管那樣的收入。
雖然中下層港人相對世界多數國家平民，仍算富有。但在港九和新界之內，與富裕階層相比可謂赤貧。香港的繁榮也帶來高房價、高物價，生活成本的高昂抵消了中下層從香港繁榮中獲得的「紅利」。
至於靠個人奮鬥實現階層躍升、買房置業，這並不是容易的事。在香港經濟處於快速上升的幾個時期，如19世紀末和二戰後至上世紀90年代，尚且有不少機遇。但隨著上層職位飽和、階層固化，中下層港人想憑個人奮鬥提升階層，越發睏難。而高昂的房價，讓許多港人望樓興嘆，即便買得起也要耗盡積蓄和背負房貸。而且在「內卷」中，即便大家都非常努力，只會讓躍升階層難度提高、房價物價水漲船高，越奮鬥越艱難，且零和競爭總會有失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