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乾隆時代的「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主張：「凡作文者，當作主子文章，不可作奴才文章也。」
他有一方「鄭為東道主」的印章，靈感來自《左傳·燭之武退秦師》：「若舍(捨)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
鄭板橋將「舍(捨)鄭以為東道主」這句話，去掉「舍」和 「以」字，刻成「鄭為東道主」的印章。他說：《春秋左傳》為五經之一，將傳文撩頭去尾，使之為我所用，也許有人會認為不妥，其實不管是什麼經典，用它時都不必字字照 搬。凡作文章，無論大小長短，都得自己作主。
受到「啟發」，我也刻了一方「我為東道主」的印章。「我為東道主，不作奴才文章」，講自己所相信的話，乃至堅持自己所相信的，是我四十多年來撰寫時論的基本態度，也是立身處世的一種自我惕勵。
兩岸政情─既要站在內看，也要跳出去看
上一世紀的八十年代，台灣海峽兩岸和香港都身處巨變之中，那時候我已經每天在報紙上發表時論，把此一巨變的前因後果，及此一巨變的前途歸結，認真去想認真去看，把想到看到的變成文字。八九年底，我自資出版《神州巨變與台 灣風雲》文集，上篇收録「六四慘案」前後在報上刊登過的評論，下篇收録的文字是蔣經國逝世後的台灣政情觀察。
同窗摯友李彭基兄為此一文集作序，其中一段文字三十五年後的今天讀來仍是心有戚戚焉：「看兩岸政情，既要跳出去看，也要站在内看。跳出去，是 擺脫黨派爭鬥漩渦孽障；站在內，是不棄國族休戚與共情懷。不跳出去，無以澄明之情看兩岸治亂；不站在內，無以關切之情論一族興衰。治亂興衰儘可作漁樵閒話，但那是人世清明說前朝舊事的無常，而我們却還在劫中，一個劫字自有黎民血淚，倘不作錚錚之言，何以對前賢，何以對同胞。」
我在七十年代末開始撰寫時論，主要是兩岸政情。到了八十年代初，香港前途問題登上議程，置身於是非利害之中，我與當時很多知識分子一樣，漸漸感到自己和中國命運密不可分，而台灣海峽兩岸的互動，亦會幅射到香港。於是我每天奮筆疾書，都是論析兩岸三地巨變，以及把自己對香港前途的憂慮毫不保留地宣諸於筆墨。那個時候在香港月旦政事，可以有不為某種政治權力解釋、辯護、圓謊的自由。反之，撰寫政論先有結論，然後再裝上一套道理去，而且結論是權者給規定的，又或者是自己揣摩權者意志得來的，那就是最卑下，最惡劣的一種政論了。所以，我寫的文字，「跳出去，是擺脫黨派鬥爭漩渦孽障；站在內，是不棄國族休戚與共情懷」，不為尊者諱，不作傳聲筒，於是肆無忌憚，肆口逞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