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歐美加澳等西方國家，香港的勞工權利保障和物質福利，也都相對較差，有西方經濟水平卻無西方的人權保障程度。另外，香港地處亞熱帶、又只有彈丸之地，炎熱的氣候和逼仄的生存空間，更加劇了中下層港人的受壓迫感和痛苦。筆者多年前曾去香港旅行，就看到在炎熱又簡陋的「籠屋」里熬日子的香港老人，他們連冷氣都捨不得開，生活甚是淒慘。
於是，一百多年來，香港雖然不斷發展、日益繁榮，但階級隔閡與社會矛盾也頗為劇烈，香港成為多次革命和社會運動的策源地。從清末的反清民族民主革命，到1920年代反帝反資反軍閥的工人運動「省港大罷工」，再到1960年代以「六七暴動」為典型的一系列動蕩，都是香港社會矛盾激化及其外溢的表現。
香港回歸後，中國政府並未在香港特區推行左翼的親勞工、親底層的社會主義政策，相反保留甚至強化了英殖時代重商親資本的模式，勞工及其他平民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權利訴求被忽視，英殖時代的港府官僚和資本家卻得到優待和扶植。這導致香港懸殊的貧富差距、勞工和弱勢保障不足、高房價高物價等問題不僅未能解決，還有惡化趨勢。中國政府認為，經濟發展「做大蛋糕」可以緩和社會矛盾、解決各種民生問題。
但現實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不平等的繼續也就導致不滿的延續。回歸後的許多社會動蕩和事件，包括幾年前的「佔中」和「反修例運動」，雖有不少政治成分，但香港民眾尤其青年人巨大的生存壓力、對分配不公的不滿，這些壓力和不滿積累的戾氣，無疑是爆發動蕩的重要原因。香港長期存在的排外心理和若干次排外風潮，同樣和香港中下層生活困窘、擔心外來者侵蝕其有限資源有關。
近些年來尤其最近幾年，香港的社會環境越發壓抑，人們的表達受到限制，且即便表達也難以影響港府政策。所以，港人對於現實既不滿，又不敢也不願表達。這反過來更讓港人有挫折感，越發消沈。於是，「躺平」就成了一種不得已的、必然的選擇。在「躺平」的動機上，香港青年倒與近年來同樣「躺平」的許多中國大陸青年有著頗為相似的原因、共同的無奈。
所以，香港青年普遍選擇「躺平」，並非是其自身不努力，而是社會高度不平等和過大的生存壓力，讓奮鬥變得困難和無用。而日益壓抑的環境和縮小的輿論空間，也讓他們難以表達怨憤，索性不再掙扎，得過且過。
港府和各界有識之士，若真的希望香港青年不繼續「躺平」，就應當逐漸改變香港的體制與社會環境，營造有利於港人積極參與經濟社會建設的氛圍。
具體如何改變，是非常龐雜的設計和實踐工程。簡而言之，一是要改變過於重商親資本、低社會福利、放任房價高企的體制和政策，真正實踐「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提高對於普羅大眾的福利保障水平，改善中下層勞動者的工作條件，集中資源解決高房價等重點民生問題。在如何解決住房問題上，香港應該向另一個同樣地狹人稠的城市新加坡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