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一日陳垣搬到米糧庫胡同一號，和早在一九三０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攜眷北上，定居米糧庫胡同四號的胡適成了鄰居，一直到蘆溝橋事變爆發有近五年的時光。雖是鄰居，但他們還是以通信為主。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中，收錄了陳、胡兩人來往書信三十六通，寫於這一時期的有二十四通，占了大部分。何以故呢？陳垣的孫子陳智超說：「他們都是忙人，很難抽出完整的時間，來作長時間交談，而他們討論的問題，又不是僅靠電話就可以說清楚的。用寫信的方式，正可以彌補上述兩種方式的缺憾，既可以見縫插針，抽出零碎的時間來寫信，又可以把電話中說不清楚的問題談清楚。」
一九三三年初，陳垣的朋友、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華。二月十二日，陳垣以北平著名的譚家菜宴請伯希和，前一天便致函邀請胡適作陪。陳垣在信中說：「豐盛胡同譚宅之菜，在廣東人間頗負盛名，久欲約先生一試。明午之局有伯希和、陳寅恪及柯鳳蓀、楊雪橋諸先生，務請蒞臨一敘為幸。」在多次宴請中，有次胡適在席間說道：「希望嗣後研究中國學問，需中外學者合作，以補以前各自埋頭研究之缺憾，即使世界了解中國文化之真價值。」其實早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四日胡適日記說：陳援庵先生曾對我說，「漢學正統此時在西京呢？還是在巴黎？」我們相對嘆氣，盼望十年之後也許可以在北京了！在當時的知識份子中有這種「奪回國際漢學中心」想法的不止陳垣一人，還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人。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一日胡適日記說：「陳援庵先生囑作他的《元典章校例》序，我久已許他了，今早他送校樣來，我細讀一遍。」陳垣的《元典章校例》（一九五九年重印改名為《校勘學釋例》）並提出「校法四例」，第一種是對校法，此法最簡便，最穩當，純屬機械校法。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故凡校一書，必須先用對校法，然後再用其他校法。第二種是本校法，即以本書前後互證，抉摘異同，辨別是非。惟此法只能發現矛盾，提出問題，而不能解決問題。第三種他校法，以他書校本書。此等校法，範圍較廣，用力較勞，而有時非此不能證明其訛誤。第四種理校法，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此法須通識為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愈甚矣。胡適說：「我在這二十年中，也做校勘的工夫，但都是『活校』居多，夠不上科學的校勘。近六七年中，我才漸漸明白校勘學的真方法被王念孫、段玉裁諸大師的絕世聰明迷誤了，才漸漸明白校勘學必須建築在古善本的基礎之上。陳垣先生用元刻本來校補《元典章》董康本，校出訛誤一萬兩千餘條，缺文一百餘頁。這是最明顯的例子，所以我發憤為他寫這篇長序，重新指出校勘學的方法真意。這也是我自己糾謬之作，用志吾過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