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以前看香港無線電視TVB一部電視劇，準確名字不記得了，大概是1999年播出的《創世紀》。電視劇裡面有香港人在台灣受審判，台灣律師向香港人解釋道：台灣的司法制度和香港不同：香港行「無罪推定」，起訴方要證明被告有罪，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必須「毫無疑點」下，才能讓被告定罪；但台灣剛好相反，行「有罪推定」，被告需要證明自己無罪。
當然這部電視劇比較久了，後來情況有改變。在2003年，台灣進行大幅司法改革，和聯合國人權標準接軌。在刑事訴訟法中，明確寫入了無罪推定原則（154 條）。即「第 154 條：1）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2）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這樣，台灣終於在司法制度上跟上了國際標準。
然而，寫在法律上是一回事，是否能落實是另一回事。
司法改革二十年，不斷有很多台灣的法律評論都提到，「無罪推定」並沒有落實得足夠。比如，2015年司改會曾表示，「雖然刑事訴訟法規定無罪推定，但實務界向來是有罪推定，通常法官會認為案子就是被告做的，除非被告能不斷證明自己沒犯案。」。2019年的洪鈞培文教基金會一講座提到「司法改革要走的路或許還很漫長，有識之士皆知，無論法條如何修改，法官、檢察官的素養，才是司法改革的關鍵，法官、檢察官的心態若不能符合現代刑事訴訟法的精神，再多的法條文字修改也是徒然！」
台灣最近兩宗非常矚目的政界案件，高虹安誣告案，柯文哲羈押案，讓「無罪推定」再次考驗台灣社會。
兩件案件同樣是北院處理，但不同法官判出來，對「無罪推定」的理解和使用卻一個天，一個地。
高虹安誣告案。誣告案的定罪關鍵，是必須證明被告（即被控誣告者）明知是虛假的還要去告。如何去證明「主觀上明知是假的」，成為定罪困難的主要原因。這也是為何誣告案很難成立之故。
然而，在高虹安誣告案中，為了論證「高虹安明知自己抄襲還去告」，法官使用大量自由心證，主觀去揣測高虹安的心理，以論證「高虹安明知抄襲」。而每遇到「疑點」，都疑點利益歸於原告。
比如，判決書中論述：高虹安雖然收到校方電郵說她沒有抄襲，但電郵「僅是內部討論（這點法官認定有誤，筆者註），為被告所知，被告既非毫無智識程度且無社會工作經驗之人，且如本院前所認定，因本案博士論文抄襲情事明顯（（這點法官認定也有誤，筆者註），被告更是刻意不將本案期刊論文列入參考文獻，在此主觀認知下，其認知是否會因此轉而認定其本案博士論文並無抄襲之問題，已非無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