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台灣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涉「京華城案」，八月三十一日凌晨零時四十分被移送台北地方檢察署。因不滿被「車輪戰」偵訊，柯文哲意圖離開時被當場逮捕；同日下午三時十分，檢察官認為柯文哲涉嫌觸犯《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收賄、圖利等罪，犯罪嫌疑重大，聲請覊押禁見。九月一日晚上八時，台北地方法院召開羈押庭。
新聞媒體、政客不分藍綠，不約而同「鐵口直斷」：柯文哲一定被覊押！然而，事件的客觀發展，並不以媒體、政客、名嘴的主觀意志而轉移。九月二日凌晨三點，台北地方法院法官裁定柯文哲「罪嫌不重大，無保請回」。
慣於「推論代替觀察、猜想代替認識」的電視名嘴，網紅、時論作者，特別是藉此一司法案件「黑柯」或「滅柯」的「議題設定」者，面皮尺厚，當然不怕「打臉」。
「京華城案」進入司法程序前後，「政治追殺」黑手已經若隱若現，特定媒體更配合帶風向，散播假消息⋯。這樣的倒行逆施，出現 Backfire（逆火，反效果）乃係物理之必然。
柯文哲「無保請回」，除了令到眼鏡碎一地，台灣民眾黨的「司法抗爭」小勝一仗；在北檢門外天真無邪的小草，「支持阿北」的意志「穩如磐石」。如果這裡有健全的輿論的話，相信也會出現轉向。
二、
「九一記者節」當日，台灣民眾黨的記者會上，「戰狼發言人」吳怡萱與「出言不遜」的東森電視台記者互嗆，立法委員黃國昌加入戰團。在電視上看到這個畫面，不禁為台灣的民主政治和新聞自由感到悲哀。
典型在夙昔。
一九二六年，天津《大公報》正式由、吳鼎昌、胡政之三人合組創立的新記公司接辦，張季鸞任總編輯兼副總經理，主要負責新聞評論。同年九月一日，《大公報》復刊第一天，張季鸞以「記者」署名發表《本社同人之志趣》一文，提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方針：
一）「不黨」：「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
二）「不賣」：「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亦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團於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三）「不私」：「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四）「不盲」：「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沖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於盲。」
我們不妨看看《大公報》天津復刊的時空背景：中華民國「國之不國」，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互相扞格，後者又有寧（南京）漢（武漢）分裂，而國共第一次合作亦瀕臨破局，正是政局混沌，人心惶惶⋯。
九十八年前的一九二六年，即民國十五年，中國國民黨領導人孫中山先生在上海逝世一年後，三月十八日發生中山艦事件；七月九日，國民政府成立國民革命軍，蔣中正擔任總司令，誓師北伐。這是中華民國成立十五年後，最大規模的一場內戰，為時兩年。
張季鸞在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月二十二日，《大公報》發行滿一萬號，親撰《大公報一萬號紀念詞》，其中提到：「近代中國改革之先驅者為報紙。大公報其一也。中國之衰，極於甲午，至庚子而瀕於亡。海內志士用是發憤呼號，期自強與救國，其工具為日報與叢刊。其在北方最著名之日報為大公報，蓋創辦人英君斂之目覩庚子之禍，痛國亡之無日，糾資辦報，名以大公。發刊以來，直言談論，轟動一時。入民國後，英君漸老，社務中衰。民國六、七年曾經整理，營業再振，復因頓挫，至十四年冬而休刊。現在服務本社同人之接辦為民國十五年九月一日。英君創辦，承八國聯軍奇禍之後，同人續刊，則當國民革命運動勃發之時。此三十年來，中國受內憂外患猛烈之壓迫，舊秩序已崩潰，新改革未成功，國民苦痛煩悶掙扎奮鬥之狀，實表現於社會一切方面。本報誕生成長於此時代背景之下，而前後同人復同為親身經歷甲午、庚子以來之痛史者。今當紀念本報一萬號之日，而回首此三十年中國，誠感慨萬端，不能自已者也。」
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張季鸞病逝於重慶，享年五十三。遺囑自述：
「余生平以辦報為唯一職業。自辛亥以還，無時不以善盡新聞記者天職自勉，期於國族有所貢獻。」
張季鸞是「報人報國」的典型，「健筆為戰，震於時俗」。曾被他罵過的蔣中正尊他為「無雙國士」。
胡政之在《季鸞文存》序言說：「季鸞就是一個文人論政的典型，他始終是一個熱情橫溢的新聞記者，他一生的文章議論，就是這一時代的活歷史。」
《季鸞文存》是筆者愛不釋卷的好書，撰寫時論幾十年間，都以「一代論宗張季鸞」這本文集為「藍本」。張季鸞鼓吹的獨立報人人格是「不媚強梁，不阿群眾」。這也是我從事新聞工作、撰寫時論的「指導原則」。
敢於批判權貴固然需要膽識，不阿諛群眾更加需要勇氣。
三、
有份參與「戊戌維新」的梁啟超，是「報人報國」的另一個典型。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等維新人士流亡日本，一八九八年年十二月在橫濱創辦旬刊（十日刊）《清議報》，辦報宗旨是「一曰『倡民權』，二曰『衍公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厲國恥』。⋯此四者，實惟我《清議報》之脈絡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廣民智、振民氣而已。」
《清議報》遭遇大火停刊後，梁啟超於一九O二年二月八日在日本橫濱辦大型綜合性半月刊《新民叢報》，辦報宗旨為：
一、本報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務采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本原；
二、本報以教育為主腦，以政論為附從。……惟所論務在養吾人國家思想，故於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詞費也」；
三、持論務極公平，不偏於一黨派；不為灌夫罵座之語，以破壞中國者，咎非專在一人也；不為危險激烈之言，以導中國進步當以漸也。
梁啟超在創辦《新民叢報》時有《敬告我報界同業諸君》一文，開宗明義：「某以為報館有兩大天職，一曰對於政府而為其監督者，二曰對於國民而為其嚮導者是也。」
這篇文章非常可讀，應可作大學新聞傳播科系「範文」，也是「新聞評論」的最佳教材。
大學新聞教育不是「職業訓練」（Vocational Training ），而是培養學有專精，具獨立人格的新聞人（Journalist），或曰報人。然而，今天台灣的大學新聞教室，恐怕會把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辦報的優良傳統視為落伍。殊不知相隔一百年，真正落伍甚至墮落的正是海峽兩岸三地的中文報業。
知道梁啟超、張季鸞其人其事的年輕人恐怕是「極少數」。文天祥《正氣歌》最後四句「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是吾等年逾古稀的新聞老兵對兩位百年前中國自由主義報人的去思。不過，年輕一代新聞人恐怕是一無所感的。
相隔一百年，倒退一千年。
後記）
四十年前在新聞教室「誤人子弟」的時候，我很喜歡講一個經過「二次創作」的故事：
中國人相信輪迴，所以長輩都喜歡教子姪不要為惡，否則死後會被打落 十八層地獄，不得超生。
某日，一位生前殺人放火，作惡多端的江洋大盜，正在第十八層地獄受肉體的煎熬，忽然聽到底下有更凄厲的叫聲，於是不禁問道：你生前是幹甚麼的，為甚麼會在第十九層地獄被懲罰？只聽那人回話：我生前是當教師的。你殺人放火，只是作小惡，我誤人子弟才是大惡。教師在痛苦呻吟之際，又聽到底下有人慘叫，於是不禁好奇，問這位正被千刀萬斬的人生前幹啥，那人答道我是當記者的！
＊作者為撰寫時論逾半世紀的新聞界老兵。 前美洲中國時報港聞版編輯/前香港立法會民選議員。本文選自2024/08/09 MyRadio節目《毓民踢爆之說文解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