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海湧》儘管呈現出了殖民主義對台灣人的欺凌，卻為了在「台灣人」的認同中塞進政治棉花，巧妙地錯置和轉移了加害者與被害者的角色。在劇中，澳洲檢察官變成了咄咄逼人的「壓迫者」，塑造出來的效果，難道不是替真正的加害者洗白嗎？此外，中華民國領事被形塑為作假證、出賣台灣人的形象，如此之指控，也是在激起台灣觀眾對中國的憤怒與仇恨。光是上述兩點，便能看出主創者究竟出於什麼樣的史觀與政治目的，不自覺流露出打破歷史道德底線的心思。
無獨有偶，近期中國大陸上映了一部名為《里斯本丸沉沒》的紀錄片。內容講述了1942年一艘載著千餘名英國戰俘的改裝貨輪，從香港運往日本的途中，在中國舟山群島以東海域，遭美軍潛艇魚雷擊中。在船隻沉沒之際，日軍指揮官竟將戰俘鎖在船艙內，製造溺亡的後果，設法逃脫的戰俘，還遭到留守日軍的瘋狂掃射。這段史實見證了二戰末期日本軍國主義的瘋狂與殘忍，但這個曾經被塵封的故事，或許永遠走不進台灣社會的視域之中，因為並不符合台灣做為日本「國境之南」的「美好幻想」。
創作無底線改編，維護謊言虛構的政治現狀
做為文藝創作的手法之一，虛構無可厚非，但改編的底線還是得忠於歷史原貌，否則無異於詐騙。以台籍日本兵為主角的文學作品不在少數，例如作家陳映真生前最後一部小說作品《忠孝公園》，透過林標老人最後的哭嚎「我到底，是誰呀──」，生動地描繪出台籍日本兵的認同糾結與心理創傷，個人生命的曲折，來自於大歷史洪流的波濤激盪。由於正視歷史真相，陳映真才得以恰如其分地寫出台灣人內心世界的矛盾拉扯，以及與現實政治的撞擊，透過虛構小說去探問彌合傷口的可能之道。
《聽海湧》的史觀錯亂，也許正是台灣政治是非不分，政治人物滿口胡言亂語的意識形態副產品。為了合理化與正當化「反共抗中」政策，台灣社會被灌輸大量的受害者情結，自認為我們是被中國處處壓迫的受害者。但如果從世界政治的視野來看，台灣扈從於美國霸權之下，早已成為美國對外惡行的共犯結構成員；從內部政治來看，對於一切與中國大陸有關的人事物，或者是政治異見者，無節制、無理性的霸凌獵殺，看似楚楚可憐的「受害者」，其實才是壟斷權力與話語的「加害者」。
我們活在一個不以謊言為惡的政治環境裡，甚至還以說謊為榮，恣意扭曲歷史，踐踏人民信任。無怪乎在美國的要求下，培訓諸如「黑熊學院」一般的「可恃民力」，真實目的可能不在於「備戰」，而是要維護這個由謊言虛構出來的政治現狀。那麼，與歷史背道而馳的影視作品，當然也是執政者強化「社會韌性」不可或缺的一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