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二年間，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改變了中國人在歷史上受皇帝所統治的地位。並改造了某些語詞的意涵：「國語」在清代意指滿文，如今則是標準中文；「漢奸」在清代指的是假裝為帝國效力、實際上背叛帝國的漢人；如今的「漢奸」是那些真正為大清效力的漢人，主要是漢軍旗人與其後代。端方案是這些改變的象徵：他遭到憤怒群眾攻擊自己是旗人時，辯稱自己是「純正的」漢人，但未被接受。十八世紀的遺緒雖然能合理化此說法，但端方依舊難逃被殺害的命運：不論是純正漢人還是旗人，皆被認定是純正的叛徒，二十世紀的民族主義者從不吝於在八旗漢軍的後代身上貼上「種族叛徒」（race traitor）的標籤。這並非民族主義者從清朝中葉繼承而來的唯一概念。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革命黨意圖推動皇室財產國有化；更重要的是，連皇帝本身也需國有化。前朝的所有人如今淪為國家的財產，代表定義尚未明確的「中國」，以其征服與占領的歷史，向日俄提出領土要求（之後有一個更好、但依舊定義不明確的「中國」在面對蘇聯與印度的邊界爭議時，採用相同的說法，以正當化武力占領西藏與對臺灣持續發表激進言論）。作為此種更大範圍挪用的一環，皇權用以產生並維持其帝國成員的概念與詞彙，在許多情況下被挪用來定義後繼國家中作為主體的「漢人」，並與「少數民族」的身分認同分開。結果導致源頭與分支之間產生新的緊張關係，至少如同乾隆轉型期一樣錯綜複雜。
乾隆朝對系譜思維的正當化與文化知識的理想化，在十九世紀成為立即性的需求；政府在與西方打交道時，屢屢遭受阻礙，此種僵化的資訊處理方式源自乾隆帝對權威的偏好，也就是皇權將普世帝國加以分類的能力凌駕科學的直接後果。中國民族主義者爭相呼告推翻皇朝、並將滿洲在中國加以根除（對多數人來說，此為一體兩面），而那些自恃為帝國成員的人群，在大清末年徘徊於到底該效忠這個垂死的皇朝，還是該脫離這個以漢人主導的國家。其反映出帝國意識形態如何影響「民族主義」與「族群」運動在帝國末年的興盛程度：在帝國治下不屬於帝國成員的人群，不管是分離主義（secessionist）、民族主義或族群運動都很薄弱；那些自稱是中亞與內亞的大清帝國成員的人群，能推升不同程度的一致且有效的民族運動。
至於漢人，帝國屬於次要的大多數，藉由與他者的相互區異來定義自己，特別是滿洲（十七世紀的角色對調）。確實，激進中國民族主義的修辭（諸如陸皓東、鄒容、章炳麟和曾經的孫逸仙），在漢人特徵的內部一致性層面上，深深依賴滿洲的歷史刻板印象。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民族主義學者與論戰者在發展其修辭時，不僅吸收了十七世紀的異議傳統，更汲取了乾隆朝的世系與原型認同的意識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