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十九世紀末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論述起源時，經常強調進口語詞、概念、文本的作用，有時更用「現代性」框架來解釋中國民族主義的刺激和形式。外來影響當然無可辯駁，但特別在提及梁啟超（一八七三至一九二九年）與章炳麟（一八六九至一九三六年）時，許多學者會將此些影響置於傳統觀念的脈絡中討論。選擇「外來」或「傳統」來源來解釋中國民族主義絕非必要；正如馮客等人所論證的，「種族分類早在歐人入侵中國之前就已形成」。
梁啟超致力於強調識字在外來概念中的重要性，導致之後假設外來概念能左右一個人的思想。《清代學術概論》中對章炳麟的研究就是絕佳的例子：梁啟超並未提及章炳麟在一九二○年的書寫代表民族主義運動的一個疏離的派系（如同自己位於光譜的另一個極端），而是讚揚章炳麟曾提倡「正統」（王念孫）學派，並留意到其年輕時醉心於「早期政治文宣限於單一『種族革命理論』」，接著繼續檢視更成熟（或許更為敏銳的）章炳麟，其喜歡以佛教的概念化媒介來詮釋道教。梁啟超更讚揚章炳麟在閱讀西方作品後變得「更博學」，這是對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優於狹隘文化主義（Culturalism）的強烈暗示，無疑真正投射出其對中國知識菁英的期望；但這嚴重扭曲了章炳麟與梁啟超本身的思想來源。此後記的議題是檢視十八世紀意識形態在從帝國過渡至共和國中國期間，更突出修辭辯論的特定反映。
無論光譜是偏向梁啟超的一端，還是章炳麟的一端，王夫之、黃宗羲與顧炎武特別被論證為民族主義運動的思想「鼻祖」。將十九世紀末與十七、十八世紀串聯起來的經學鏈早已存在。王夫之與黃宗羲的某些文章被選入《四庫全書》或受到朝廷認可；即使是禁書，如王夫之，也可能因吸引足夠多的批評論述與乾隆帝的評論而廣為流傳。在太平天國之後數年，地方圖書館的重建由文官總督負責，在委製新雕版的過程中，經常將遭《四庫全書》壓抑或忽視的作品重新公開。
梁啟超和同時代人不遺餘力地將支持者的注意力引向這些作品，包括在雍正帝《大義覺迷錄》中保存的呂留良的作品，並重新出版那些在十八世紀遭到忽視或禁絕的作品。梁啟超最得意的，就是重新出版黃宗羲抨擊帝國專制的《明夷待訪錄》，雖然這並不符合梁啟超的說法―《四庫全書》不僅未曾壓抑《明夷待訪錄》，還收錄所有黃宗羲的著作。但更引人遐想的，並非是此時期通常被設想成對「遺民」、「民族主義者」、「種族主義者」或「反滿」等清代禁書的改造，而是精心挑選出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與呂留良等十七世紀的宇宙論者，而未選擇同一時期更具說明性與政治批判性的民族志學者，像是蕭大亨、茅瑞徵、葉向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