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筆者想談文化多樣性與平衡歷史認同的根基，文化政策不能走向「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
首先，如何理解「文化」這二個字的意涵，非常重要。一個社會的文化代表著族群理論與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是一代人傳給下一代人的觀念與行為模式的內涵，社會與生活模式雖會隨著時代快速變遷，但族群文化始終不變，因為文化是周邊的一群人主觀上對外界的異己感，以及對內的基礎情感聯繫。引用Clifford Geertz的觀點，文化是一個民族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文化是一套「意義的網絡」，人們透過這些網絡來理解和詮釋自己的世界。
而文化是國家身份的核心要素，透過文化，一個國家或民族得以區別於其他國家或文化體。這種文化身份為國民提供了集體認同的基礎，並將他們凝聚成為一個整體，所以任何政府在推廣文化時都應注重文化多樣性與平衡的缺失，避免文化政策過於單一化。尤其是在民主多元文化社會中，強調各民族平等的地位，執政者應有強調文化的多樣性和相對性的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的想法，在訂定文化政策時，應該考慮各族群歷史、環境和社會背景。
為何要一再強調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的想法呢？因為文化多樣性是其歷史演變的結果。臺灣歷經本土原住民、明清移民潮、日治時期以及國民政府遷臺後的影響，造就了現今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因此什麼是本土文化？筆者認為我國本土文化具有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也有數千年歷史的原住民文化，以及在日本殖民時期及現代全球化影響下形成的多元文化融合體。以上這些歷史時期所內涵的族群、文化、社會等全面性構成一套意義的網絡，才叫本土文化。民進黨政府強調本土文化時，卻不真正了解本土文化，這些不了解造成現今文化政策上的偏頗，進而使其他文化，如中華文化與原住民文化，在資源分配、政策推廣等方面被忽視。
目前政府在文化政策上的強烈本土文化取向，往往伴隨著政治意識的訴求。這種文化單一化導向，無論是在教育、文創產業還是公共活動中，都可能將「臺灣本土」與「臺灣多元」混為一談。狹隘帶有「敵對等級制度」的想法，只會將文化政治工具化，這樣的做法忽視了社會內部文化多元共存的現實，不僅無助於文化的多樣性推廣，反而可能造成文化斷層，並引發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矛盾與對立。政府強調本土文化，實質上是為了加強國人身份認同。
然對於中華民國來說，臺獨帶來的地域主義已經為本土的文化、社會及政治帶來了質的轉變。筆者在這裡不論「肯定臺獨」還是「負面辨析臺獨」問題，而是一個文化人的角度去探討我國目前的文化政策，不能將「本土文化」帶入狹義的民族主義觀點，特別是在兩岸關係緊張的背景下，這一政策目標有其戰略意圖。
歐洲大陸在20世紀初曾陷入易體轉意的民族主義(transferred nationalism)情節，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將文化與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作掛勾，這種掛勾在當時的德國、義大利特別明顯。如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提出的「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理論，兩個國家強調文化在建構民族和國家認同中的核心作用，塑造或強化一種統一的國家身份，提升國民對該文化的認同感和自信，並鞏固國家的內部凝聚力。然這種文化民族主義，最終轉化為政治運動，德國與義大利也走向極端。
因此筆者才想提出文化多樣性與平衡歷史認同根基的重要性，尊重「過去存在的事實」，避免踏入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的陷阱，對我國來說這是迫在眉睫，不能迴避的問題。
＊作者為國會助理、《新政評論》創刊人，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