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了一趟母校和老師們相聚，她告訴我說聰明卻不擅的社交的「自閉症」學生越來越多了，因此快退休的老師，搖身變成教授大學生們「如何交朋友」、「如何談戀愛」的社交達人。
但我納悶的是，近年來隨著對個人心理健康、內向型人格和抑鬱症的關注度不斷增加，社會逐漸意識到，每個人都應該有權以自己的步調與方式參與社會活動。但在身心障礙者的情境下，我們是否在要求他們「適應社會」時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將身心障礙者推向了「過度社會化」的困境？
一、教育中的過度社會化
許多學校雖然在形式上進行了無障礙設施的改善，實質上，教育文化仍然以非障礙者為標準。這意味著身心障礙學生必須不斷調整自己，以適應那些不斷改變的標準和期望。例如，過去在學校中，我們被鼓勵「像其他同學一樣」，無論是參加體育活動還是完成某些學術任務，而忽視了我們在身體和心智上的不同。這種被迫同化的過程，使得許多身心障礙學生感到壓力和無法表達真實的自我。
教育體系的初衷本應是培養多元化的人才，但實際操作中，卻往往以強調「合群」，「標準化」及「融入主流」為核心，忽略了身心障礙學生的獨特需求。這種過度社會化的壓力使得學生被迫壓抑自己的特質，努力融入一個為非障礙者設計的系統。
不僅導致身心障礙學生需要壓抑自己的個性和需求來融入大群體，還使得他們逐漸失去自我認同，以追求與健全人「一樣」的表現方式，最終可能導致心理壓力的累積。同時，健全人也無形中建立了如果不主動開朗不積極求助溝通的身障者，也就不夠融入屬於「我們」的社會。
二、職場中的過度適應與挑戰
進入職場後，身心障礙者面臨的過度社會化壓力更加明顯。職場的效率文化和標準化要求，對於任何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無論是團隊合作還是靈活應變，這些標準往往忽視了個體的實際能力，尤其是對於有身心障礙的員工，他們必須更加努力去適應這些為健全人設計的標準。
而在這種壓力下，其實不僅是身障者，而是所有人都會選擇了自我壓抑，以避免被貼上「不適合」、「低效率」的標籤。他們努力去符合標準，甚至試圖超越自己身體的極限，最終卻感到身心疲憊。這種「過度適應」的情況，不僅不利於身心健康，還可能導致他們質疑自己的價值。
心理學家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曾指出，過度社會化會讓個體失去自我實現的能力，最終陷入「機械的順從」。對於身障者來說，這種順從意味著他們為了符合社會的標準，可能會放棄爭取自身的權利與利益。這不僅剝奪了他們應有的社會資源，還可能讓他們在面對歧視和不公正待遇時無法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