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十九世紀傳統保守的貴族社會，克勞塞維茲與瑪麗的愛情注定要受到嚴酷的考驗。瑪麗的母親就非常反對他們的交往。由於瑪麗的父親與妹妹相繼過世，身為長女的瑪麗因此承受更多來自母親的壓力，希望她能嫁入一個門當戶對的貴族家庭。瑪麗個性獨立，受到當時文藝精神的啟蒙，不僅對文學與政治有獨特見解，更熱切希望掌握自己的命運。
這是一個動盪的時代，個人精神領域受到前衛思想的啟發，國際社會則承受著法國大革命引發的巨大衝擊。1806年，拿破崙在擊潰奧地利之後，將矛頭轉向普魯士，一場大戰迫在眉梢。克勞塞維茲熱切地希望上戰場，瑪麗的社交圈中，也多是對先前懷柔政策不滿的主戰派。兩人獲得瑪麗母親的允許，得以繼續維持通信。意在言外的是，克勞塞維茲必須以戰場上的表現來證明他確實有迎娶瑪麗的資格。
當然，不管克勞塞維茲對這場戰爭的態度如何，拿破崙才是真正能夠決定戰爭發展的主角。後世的一些批評者，將此時克勞塞維茲對戰爭的狂熱，視為普魯士軍國主義傳統的證據，似乎就有些過於武斷了。如果不欣賞一個人，總是能夠找到證據來支持自己的想法，這種廉價的評論絕不嫌少。
既然戰爭爆發與否，都不是自己可以決定的，身為軍人，理當義無反顧地接受國家徵召上戰場。而身為職業軍人，也只有在戰爭中才能最快地贏得榮譽，如果這剛好與克勞塞維茲此時的需要相符，為何需要苛責他呢？
試想：如果克勞塞維茲出身高貴，這段愛情就容易多了，是否期待戰爭就是次要的問題。但很可能他就不會是瑪麗欣賞的那個克勞塞維茲，而是喜歡拈花惹草的貴族公子哥了。這樣的公子哥可能也會喜歡戰爭，可能也熱衷於獲取榮譽，但恐怕不會在四處征戰時，仍孜孜不倦地給瑪麗寫信。這樣的人缺少的就是我們要強調的煩惱，要說是憂傷也可以。在與瑪麗的通信中，我們看到了另一個更真實的克勞塞維茲，一個經常為憂傷所困擾的年輕軍官，而不是《戰爭論》這部嚴肅軍事哲學的作者。
如果煩惱可以區分層級的話，這是第一層的個人煩惱。克勞塞維茲挺幸運的，在所有層次的煩惱中，瑪麗都與他心有靈犀，苦樂同享。我們已經知道，瑪麗是自己決定要與克勞塞維茲共度一生了，但這對佳偶的命運，還與普魯士這個國家，與德意志整個民族的命運，密切地糾纏在一起。這分別是第二、三層的煩惱。
二、普魯士的危急存亡之秋
瑪麗雖然與霍亨索倫家族有密切關係，但這不代表她贊同腓特列・威廉三世的政策。她所出入的沙龍，集合了對國王優柔寡斷態度不滿的政治菁英與知識分子。克勞塞維茲服務的奧古斯特親王，是腓特列・威廉一世的孫子，國王其實是他姪子輩，但年紀大他九歲。奧古斯特的哥哥路易・斐迪南親王，算是霍亨索倫家族中最強硬的主戰派，克勞塞維茲經常有機會陪同奧古斯特與路易・斐迪南見面。在1806年的戰爭中，路易・斐迪南指揮的前鋒，與拿破崙手下最剽悍的拉納元帥遭遇，戰死於薩勒河畔。所以，在這第二層煩惱上，瑪麗與克勞塞維茲立場是相同的。甚至瑪麗的母親，因為是英國人的關係，也極度厭惡拿破崙跋扈的作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