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刑事執行政策而言
藐視國會罪可謂刑罰近代史上，壽命最短的條文，同時也是除罪化最快的犯罪類型；如果未除罪的話，從刑事執行政策以觀，矯正處所是否有教化政治犯之量能？特別是在大法官釋字第812號宣告強制工作違憲後，目前能對於政治犯之處遇為何？再觀目前監獄超收原因，除再犯率高外，在押者多為酒駕、毒品、詐欺或短期自由刑等微罪受刑人，但教化是需要長時間的印證方可觀其成效，短期監禁教化成果有限又同時浪費社會成本；各國對於類此情形，無不採取前門（如緩刑、緩起訴或易刑處分等）、後門（如假釋、縮刑制度等）或前後門並行策略，藉以紓解監獄擁擠、戒護及教化量能不足等問題；因此，本罪即便存續，恐將又面臨短期自由刑受刑人矯治不易，監獄欠缺對應政治犯之處遇措施，進而淪「為關而關」、「為關而管」之窘境，僅徒增矯正處所之累。
綜上，如果還有機會重來，回頭重新檢視立法目的與其設計初衷及國內立法體例，我們不妨可以思考，或許可從以下二種途徑解決之：
一、思考藐視國會罪改置於立法院組織法之可能
我們從國內「藐視」一罪之立法例觀察，法院組織法第95條有所謂「藐視法庭罪」，對於違反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所發維持法庭秩序之命令，致妨害法院執行職務，經制止不聽者，處3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金。探究其立法理由，係透由客觀處罰條件定義藐視法庭行為，並予以適度刑罰制裁；於英美法系國家，向有藐視法庭罪之設計，日本裁判所法亦有「審判妨害罪」，韓國法院組織法亦有相同規定（法院組織法第95條立法理由參照）；由此可知，藐視國會罪植入法律的領域分類上容有思考空間，是否仍以置於刑法為必要？抑或可思考仿上揭立法例，於「立法院組織法」中訂定更為名正言順？
二、思考藐視國會罪改置於揭弊者保護法（草案）之可能
本文認為藐視國會罪為一法定犯罪，在於規範公務員於聽證或受質詢時，就其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必須遵守「誠信透明」之義務，以保障人民「知」之社會法益，甚至不排除當就其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係違法而揭弊時，可接受揭弊者保護法（草案）等一切保護措施；因此，藐視國會一罪，或許在範圍之限制上，不應狹義僅侷限於立法院，法益之保護亦儘量朝向誠信透明之廉能治理的社會法益靠攏，倘立法機關再有重新提案之機會，置於揭弊者保護法（草案）以附屬刑法之姿重新設計，或許亦不失為一項選擇。
＊作者為大學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