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小田的「被害者＝加害者」論，以不同於小田意圖的形式在青年之間流傳。立命館大學全共鬥的支持學生高野悅子的手記，在她自殺後出版成《二十歲的原點》一書。書中她寫道，「面對京大生和東大生，我帶著自卑情結。……一方面帶著優越感，同時又帶著自卑情結；既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
對處於升學競爭洪流中的高中生，及根據成績被分級的大學生而言，將自己定位成「既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正好符合自己的親身感受。東大鬥爭時，贊成全共鬥而以「造反教師」聞名的東大助教授折原浩，在鬥爭爆發之前的一九六八年四月，對東大生們如此寫道：「諸君能對自己的一流成績感到開心，或能以成為『名門大學』的學生而自豪，原因是什麼？如果沒有苦惱成績不好的學生，或者不存在『非名門大學』，還會有這種狀況嗎？這其中存在問題，想必諸君自己也察覺到了吧。」
面對因經濟因素而無法繼續升學的同年級生時，他們同樣會有罪惡感與加害者意識。當時全共鬥運動的某運動者於二〇〇三年如此陳述：
「那個年頭不繼續升高中的理由，並非不會讀書，或者討厭學習、沒有興趣等，而是家庭環境的影響，那影響很大。」「因為經濟上沒有餘裕，所以很多人打算早點工作，減輕雙親的負擔，但不只如此，有些有必須繼承家業的壓力，那種壓力之大，現在有點難以想像。農家或商店的孩子身上背負著強大的這種壓力。」「今天升學率飛躍式的提升，升學再也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因此也沒必要再去感受那種『讓我去上大學』的內疚了。」
儘管身在經濟高度成長時期，他們中學、高中時代的日本尚屬新興工業化國家，仍有許多貧窮家庭的子女。當時的運動者在二〇〇〇年表示，「那個時代，還存在著貧窮這種事情啊」，「繳不出學費等等……無法負擔餐費，結果級任老師瞞著替學生支付，那是個彼此都能理解貧窮之痛的時代。」
日後以赤軍派女性運動家前往巴勒斯坦的重信房子，在一九八三年的回憶錄中談到自己生於小商店的貧苦出身：「〔父親〕說『不要變成那種以金錢解決人類價值的人』，但偏偏他每天都無法籌出第二天進貨的錢，落得我連餐費都繳不出的窘境。……自升上小學起，即便繳不出餐費的孩子總是那幾個，老師仍舊會說『沒帶錢來的人舉手』，我對這種無心的懲罰感到憤怒又悲傷，為了避免這種屈辱，心中不斷思考各種計畫。」
高中畢業後重信進入公司任職，但她仍記得「公司中不斷發生不合理的事情。即便表現得吊兒郎當，大學畢業生就是大學畢業生，即便為了他人認真負責，仍舊被說不過是高中畢業，那道分界線已經決定了人的命運。」之後她進入明治大學夜間部，她回憶道「思考著能否為了他人做些什麼，於是開始參與小型、親切的運動，之後參加學生運動，接著是赤軍派，到現在跨越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