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〇年三月，我接到邀請函，參加北京市中心一場典禮：胡舒立總編輯重出江湖，來搞挖掘醜聞了。她與發行人決裂不到四個月，便租下一家餐廳的舞廳，邀滿記者、官員及學者。她開創一個媒體集團，左右手很多是隨她一起離開《財經》的編輯、記者。她耍了想吵架的一招，把新刊物取名為《財新》，在中文裡聽起像新《財經》。
我在來賓席就坐，瞧著胡舒立走上講台。她穿了一件紅色有金屬亮片的夾克，麥克風周圍放了花，勉強看得到她的頭。她用尖銳的嗓音說：「我們的編輯方針，客觀報導中國重大經濟、社會變革，不會改變」。她的新事業讓她得到一直想要的股份；她跟手下的編輯們握有三成經營權；剩下的則由一群投資人，以及一份相形進步派的中國報紙《浙江日報》持有。與一家國營報紙共事，自有其風險，但隨著日子過去，她有信心《浙江日報》會實踐諾言，讓她有掌管編採中心的迴旋空間。
接下來兩年，我看著胡舒立與她的員工奮力重新站起來。創刊初期的興奮之後，很多記者逐高薪而他就，或者到較穩固的新聞機構。她冒險行事。有一次她擴張，開發廣播分支，結果成本太高昂複雜，於是她放棄了；編輯台有人戲稱這件事為胡舒立的「大躍進」。然而，她撐了下來。從業人員報導有影響力的新聞，談金融詐欺、官員濫權；有一個案例中，掌管一胎化政策的官員經調查發現居然帶走嬰兒，賣到孤兒院，再給外國人收養。胡舒立撰寫火熱的社論，挑戰黨的基本論點，即民主容易引發動盪。中東人民起義時，她寫道：「製造混亂的，正是獨裁制度，而民主則孳生和平。支持獨裁體制，事實上是拿短期利益，換取長期代價。」
只是文章固然大膽，胡舒立的聲浪不再超群拔類如十二年前她辦第一本雜誌的時候，原因很簡單，此時有太多聲浪與她競爭。企業劣行及貪腐一向是她發力的主要目標，現在每一天都有尋常人在揭發，而他們不必有什麼工具，能連上網就行。以往只把獨家專訪給胡舒立的企業大亨，現則上網自己發聲。即使胡的老雜誌《財經》都自我重組。王波明或許是感受到自己身為傳媒大亨的光輝陷入危機，於是向讀者保證，自己會抵抗「來自上面的不適當控制」，而且雜誌繼續聚焦於調查採訪。因此，胡舒立的離開並未讓調查採訪陷入困境，反而數量增加一倍。
二〇一三年春天，貝莎娜與我準備離開北京。經過了八年，我們想有機會，借助於距離的隔閡，來思量中國。我們會無限想念中國，而且會回來，但此時是離開的時候。我們開始與好友們道別，而我則最後一次到胡舒立的公司拜訪。這麼些年來，我已把她認定為一種「心臟監視器」，憑以測量北京知識分子的生活；她的脈搏加快或減緩到爬行的速度，端賴包圍住獨立思考的壓力與機會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