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譽國際的中研院政治學門院士胡佛與朱雲漢，分別於2018年與2023年離世。他們師生兩人既投入了台灣民主化的進程，也共同奠定了台灣政治學大規模的跨國實證性研究，更對於中國有著強烈的熱愛與情感。在兩岸關係紛擾與台獨喧囂的今天，兩位政治學大師留下了哪些知識遺產？「愛中國」能夠經由知識再生，為台灣前景帶來啟發嗎？
財團法人中流基金會與國立台灣大學胡佛東亞研究中心4日上午舉辦「憲政與民主發展：紀念胡佛院士與朱雲漢院士學思歷程」追思論文發表會，邀請台大政治學系名譽教授石之瑜、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教授高朗、台大社會科學院院長張佑宗、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左正東，代表兩個世代的學者進行探討。會議由中流基金會董事長周陽山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吳玉山擔任評論人。
周陽山開場首先以「科學」、「民主」與「愛國」3個概念梳理了胡佛與朱雲漢的學術志業，他認為胡佛的學術論證環繞著憲政自由主義來發展，進而從台灣選舉經驗與民主價值等經驗研究，發展出全盤性的成果。周陽山強調，胡佛與朱雲漢的社會科學研究，始終沒有陷入唯科學主義（scientism）的泥淖，而他們的思想也清楚地告訴世人，自由主義是跟民族主義結合起來的。
套用西方中心主義研究標準，可能帶來很大誤解與人格扭曲
石之瑜從胡佛重要的學術創見「統攝性文化」著手，體現出幾十年來英語世界社會科學與政治科學發展，存在著歐洲中心主義的盲點。石之瑜回憶，胡佛生前曾感嘆，藉由歐洲與基督教傳統發展而來的系統文化為標準，去衡量世界上被他們製造出來的後殖民國家，不但是不公平的，還會帶來很大的誤解與人格扭曲。
對於胡佛與朱雲漢長年積累下來的經驗研究資料，石之瑜進一步反思，指出其出發點仍舊以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為前提。石之瑜思考，政治學與社會科學能否從人與人互相歸屬形成的「群」和「關係」做為框架，從而去理解集體的表現。石之瑜提出，傅柯（Michel Foucault）曾批判性地分析國家與社會關係，強調社會根本上就是國家製造出來的，可是國家卻讓社會以為自己是由擁有自然權利的個體所組成，甚至產生社會必須被防禦的錯覺，石之瑜將之稱為「治理性」。
相對於此，中國傳統統治者並不重視個人偏好，先秦以來的儒家思想，則是透過天下哲學去塑造統治者，讓他深信如果不施行仁政、不對老百姓好的話，就會被推翻。石之瑜將之稱為「治者性」，視群體為一個不可預測的行為單位，研究治者本身能否符合人民的期待，而非人民是否認為他符合期待，形成真正的統攝性文化。石之瑜強調，治者若無法行仁政，被統治者一定分裂，便無法形成統攝性文化；如果只是從一個領土範圍內去研究投票行為，便難以發展出集體層面的實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