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國軍也是由國民的子弟組成，首要任務就是保護國民的生命與財產。但當全斗煥與「新軍部」於1980年派遣空降特戰部隊進駐光州時，目的卻是保護他們黨羽的政權；正如後來1990年代的法庭判決所指出的，特種部隊進駐光州是篡奪國民主權的政變和軍事叛亂行為。因此，他們是一支沒有正統性的私人武力，不是國民的軍隊。無差別地屠殺主張恢復民主主義的國民，使光州市民為了守護自身的生存權而發生防禦行為，這是憲法明示的國民抵抗權的體現。
無論是光州市民還是人在現場的國內外記者，都親身體驗到所謂北韓向南韓派遣軍隊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即便美方新近公開的情報報告書中沒有證實，新軍部自己也完全了解北韓介入之說並非事實。最重要的是，全斗煥自己調遣了本應致力於防衛國土的正規部隊進入光州進行鎮壓，證明了事發當時，完全沒有必要在意北韓威脅的事實，而美國政府默許了全斗煥的行動，也引起了之後長久以來韓國人的反美情緒。自南北韓分裂以來，「北韓干預和指使」一直是韓國獨裁體制慣用的招數，在光州抗爭期間試圖「抹紅」市民軍的「毒針事件」也不例外。相反的，真正有事先計畫好的反而是以全斗煥為首的新軍部，還為作戰行動取名為「忠貞作戰」；光州市民們不僅沒有收到任何指示，反而根據自身在事件當下所處的位置，彼此從陌生人的關係開始互相協助、保護身邊的人、一起戰鬥，成為同志，進而形成市民共同體。
在《穿越死亡，穿越時代的黑暗》出版後，我經歷了波瀾起伏的人生，不得不獻身於傳遞光州真相的工作。當本書於1985年出版後，全斗煥的國家安全企劃部為了羞辱發行人羅炳植與我，將我們以「散布謠言」的輕罪拘留；之後，羅炳植因出版《韓國民眾史》再次被捕並遭到起訴，至於我，則被建議接受剛好收到的一項邀約，前往柏林出席文化活動，並交給我一份短期護照。很明顯全斗煥政府此舉是因為忌諱光州抗爭的輿論蔓延開來，成為眾所周知的歷史事件。
對我來說，這是我第一次離開彷彿孤島般位於半島南部的韓國，這次機會讓我能客觀地觀察「自我與他者」。我輾轉於歐洲、美國、日本等地，與海外文學團體、市民團體、以及僑胞社會一起舉辦宣揚光州抗爭的活動。政治流亡人士尹漢琫創辦的「在美韓國青年聯合會」（Young Koreans United of USA），在美國發行了本書的複印版。梁官洙與住在大阪的青年同胞則將本書翻譯成日文，由「日本天主教正義與和平協會」（Japan Catholic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出版。直到出國以後，我才意識到，韓國的民主主義發展之所以受限，原因即在於身為「安保國家」的制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