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2016政府與國會雙執政後第一次地方大選，帶有期中考意義的這場選舉，因為種種執政失敗的不利因素，已經被人普遍看壞其選情。就選前7周的關鍵時刻，短短72小時內三位閣員兩去一留的身影，又給全國民眾雪上加霜的惡劣印象。
在最年輕的二級機關促轉會成立以後，原本藍綠都有深厚人脈的黨外時期資深政治人物黃煌雄出任主委，當時即遭到許多深綠人士的質疑，原因就出在他太能調和鼎鼐，妥協性格太重，不符合許多獨派人士的重鹹口味。因此他宣稱自己上任後兩個月時間看不到公文，自副主委以下有強而有力的人士在抵制他，想來亦是實情。這一點也可以得出因為國情不同觀念不同，照搬轉型正義到台灣如何遇到陸上行舟式，根本轉不動的困境。
在基督教傳統深厚的西方國家，包括相關轉型工作也是由神職人員所領導的南非在內。每個人因為在神面前都要對自己的良心負責，轉型正義的根本還是為了和解寬恕與共生。在過去的歷史悲劇面前，整個社會沒有任何人能說自己無辜。因此這種與原罪觀念所結合產生的謙卑，並不會成為一種整套全系統報復行動的根本來源，而會成為嗣後彼此互相需要的社會互信，讓整個社會繼續走下去。
在台灣的精神信仰中的範式卻並非如此，這導致了轉型正義在台灣是如此的水土不服。在很多深綠人士心中的轉型正義事實上是以一種冤魂復仇的恐怖面目出現。但是歷史哪是如此簡單一刀切的呢？例如無法送達的遺書中的主角黃溫恭先生的一對兒女，兄妹倆長大後對這段歷史各有其全然無法對接的認識。黃春蘭女士毫不掩飾她對蔣介石的痛恨，一定要完全否定蔣才甘心。但是她的哥哥黃大一，卻勇於自稱紅二代，樂於接受中共方面在半個世紀後給予的烈士家屬種種禮遇。
黃大一與黃春蘭兄妹倆對於自小父親遇難的解釋，可以有在家國情懷的光譜上分屬兩端，極為對立的選擇。那整個台灣社會對於戰後種種歷史悲劇的觀感，難道不是更嚴重的撕裂嗎？
轉型正義現在要以一個七孔流血的吊死鬼形象出現，伸著長舌頭在台灣島上徘徊，到處尋找她認為的兇手仇人，掐穿他們的脖子作為故事的結局，這真的會是21世紀的台灣可以接受的嗎？
這也就是黃煌雄之所以在調和各方面對這段歷史認知的差距，對整個社會有其作為溫厚長者出場的積極意義。結果這就是他在藍綠之間都不被接受的原因，台灣社會內部的對立在這位失敗的主委身上反映出來的是一副非常可怕的景象在正副主委與主秘三巨頭都出缺後，促轉會事實上面對不改組也得改組的困境。再繼續扮演冤魂復仇的角色，恐將力有未逮，所謂轉型正義極有可能，還未開始就要結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