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法扶的業務龐雜、經費拮据、人力不足，早已是政府機關所知悉的事實。以106年度為例，法扶員工總數扣除專職律師及部門主管後，專職人力僅有209人，平均每個人要負擔的服務件數為717件，導致工作人員加班經常超過法定工時，甚至被勞動部在網站上公布。儘管如此，法扶仍然於今年3月，在花蓮成立了全國首座「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希望可以提供原住民朋友更多、更便利的法律協助。
此外，全國具有原住民身分的律師人數，截至去年7月26日為止，不分年齡及族別，一共只有13人，其中實際有在執業的人數，則僅有11人。這些原住民律師處理的案件種類繁多，例如民事及家事案件（例如涉及原住民族保留地、原住民之親屬及繼承）、刑事案件（例如野生動物保育法、森林法、水土保持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以及行政爭訟案件（例如涉及水土保持法、國家公園法、漁業法、原住民保留地、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原住民身分等相關法律事務）。在人力吃緊的狀況下，Kolas卻堅持必須由「原住民律師」為其辦理「民事求償案件」，在面對輿論質疑時，甚至表現出「此為情理所當然」之態度，也難怪會讓論者批評，法扶的原民專案原本是要幫助真正有需要的原住民，但在完全不考慮資力的情形下（並未設有合理的排富條款），反而變相成為對於原住民的歧視，甚至是和沒有資力，真正需要法律協助的原住民搶資源。
Kolas曾是桃園市政府第一位女性原住民族行政局長，也擔任過立法委員，更是首位出任行政院發言人的原住民，同時具備行政和立法的歷練，實屬難能可貴。Kolas基於維護原住民權益，希望法扶設置的「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必須是在原住民族容易抵達、交通便利的地點，所推動的政策也已獲得實現。至於陳采邑律師，她在八八風災時遠赴阿里山、台東嘉蘭部落，替原住民朋友處理國賠訴訟，也為了布農族獵人王光祿案奮戰不懈，終於讓最高法院主動向大法官聲請釋憲，為我國憲政豎立了令人敬佩的典範。
法律對於一般人而言，僅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至於手中握有公權力的政治人物，理應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Kolas確實符合無須審查資力的要件。但要不要向「資源有限」，而且許多原住民朋友可能根本無力自聘律師，唯有仰賴法扶方能得到法律扶助的情形下，仍然堅持使用法扶的「公共資源」，甚至要求指派「原住民律師」為其辦理案件，實完全繫於其一念之間。如果Kolas是為了讓社會大眾知道原住民朋友也需要法律扶助，而且可以透過專案方式處理，則近日的媒體報導已完全達到目的，後續是否仍要如此堅持，也唯有靠她自己的政治智慧，方能作出經得起社會大眾檢驗的決定。
＊作者為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本文不代表事務所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