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愛德華國王出訪巴黎,這時他的影響力達到巔峰,成為「現代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皇家來訪」,他為兩大敵對帝國建立協約關係的可能性。由於法國不支持波耳戰爭,兩大西方帝國之間的關係在當時仍不樂觀。這次出訪是愛德華的主意,並緩和雙方緊張的氣氛。與法國簽署條約後,愛德華繼續試圖與俄國達成共識。儘管如此,他還是很厭惡沙皇奉行的政治制度,並且對俄國在波斯、阿富汗和印度北部的部署存有疑慮。一九○六年,愛德華聽說俄國外交大臣伊茲沃爾斯基在巴黎,他便從蘇格蘭一路南下,只為了會晤伊茲沃爾斯基。伊茲沃爾斯基對此也做出友善回應,動身來到倫敦。根據查理斯.哈丁的描述,兩人的談話「在實質上為英國與俄國達成共識奠定了基礎」。上述兩個例子顯示,國王並沒有動用過多的行政權,反而像是一位「編制外」的大使。愛德華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他與白廳的自由帝國主義派系緊密結合,而這些主導外交政策的派系成員,也是他不遺餘力支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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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五世則是相反的例子。他在一九一○年繼任前,對外交事務並不感興趣,英國與其他列強之間的關係,他也只有概略的印象。奧匈帝國的奧地利大使門思多夫伯爵(CountMensdorff)對這位新國王十分滿意;與他的父王相反,這位新國王對任何支持或是反對的國家都沒有強烈的偏見。如果門思多夫希望新國王登基能夠降低英國政策中的反德成分,那麼恐怕不久後他就要失望了。在外交政策,喬治五世看似中立的立場僅意味著,決策權緊握在以格雷為首的自由帝國主義者手中。喬治五世從未籌組與其父王相抗衡的政治派系,他受到許多政治勢力的牽制,在沒有徵求大臣的意見前他不能對政策做出決定。喬治五世會與格雷保持聯繫,在與外國代表進行政治會晤時,他會尋求格雷的意見,尤其對方是德國人的時候。
![一戰相片 一戰相片](https://image.cache.storm.mg/media/image/2015/08/21/20150821-040156_U1145_M82011_a887.jpg)
因此,喬治五世的繼任使得王室無法主導外交政策,儘管憲法規定兩位君主擁有相同的權力。在俄國,其獨裁統治呈現高度集權化,但沙皇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力也是受限,只是隨時間變化受限程度不一。跟喬治五世一樣,新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一八九四年繼任時也是一張白紙,沒有任何經驗;成為沙皇之前,他沒有組織自己的政治黨羽,對父王的順從也使他在表達對政策的意見時受到重重阻礙。還是青春少年的尼古拉二世,並沒有展現學習國家事務的天賦。保守派法學家康斯坦丁.波別多諾斯采夫(Konstantin Pobedonostsev)曾被選為指導小尼古拉,如何處理俄國內部政務的教師,他回憶:「我唯一能觀察到的就是他全神貫注的挖鼻孔。」即使加冕後,他的極端靦腆和對展現政治影響力的恐懼,使他在早年不能按照自己的政治偏好行事。此外,他缺乏執行力,無法持續形成政策路線。而且他沒有個人祕書。雖然他能獲得非常細節的部門決策資訊,但像俄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尼古拉二世無法對真正重要的事情做出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