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愛德華國王出訪巴黎，這時他的影響力達到巔峰，成為「現代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皇家來訪」，他為兩大敵對帝國建立協約關係的可能性。由於法國不支持波耳戰爭，兩大西方帝國之間的關係在當時仍不樂觀。這次出訪是愛德華的主意，並緩和雙方緊張的氣氛。與法國簽署條約後，愛德華繼續試圖與俄國達成共識。儘管如此，他還是很厭惡沙皇奉行的政治制度，並且對俄國在波斯、阿富汗和印度北部的部署存有疑慮。一九○六年，愛德華聽說俄國外交大臣伊茲沃爾斯基在巴黎，他便從蘇格蘭一路南下，只為了會晤伊茲沃爾斯基。伊茲沃爾斯基對此也做出友善回應，動身來到倫敦。根據查理斯．哈丁的描述，兩人的談話「在實質上為英國與俄國達成共識奠定了基礎」。上述兩個例子顯示，國王並沒有動用過多的行政權，反而像是一位「編制外」的大使。愛德華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他與白廳的自由帝國主義派系緊密結合，而這些主導外交政策的派系成員，也是他不遺餘力支持的人。
喬治五世則是相反的例子。他在一九一○年繼任前，對外交事務並不感興趣，英國與其他列強之間的關係，他也只有概略的印象。奧匈帝國的奧地利大使門思多夫伯爵（CountMensdorff）對這位新國王十分滿意；與他的父王相反，這位新國王對任何支持或是反對的國家都沒有強烈的偏見。如果門思多夫希望新國王登基能夠降低英國政策中的反德成分，那麼恐怕不久後他就要失望了。在外交政策，喬治五世看似中立的立場僅意味著，決策權緊握在以格雷為首的自由帝國主義者手中。喬治五世從未籌組與其父王相抗衡的政治派系，他受到許多政治勢力的牽制，在沒有徵求大臣的意見前他不能對政策做出決定。喬治五世會與格雷保持聯繫，在與外國代表進行政治會晤時，他會尋求格雷的意見，尤其對方是德國人的時候。
因此，喬治五世的繼任使得王室無法主導外交政策，儘管憲法規定兩位君主擁有相同的權力。在俄國，其獨裁統治呈現高度集權化，但沙皇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力也是受限，只是隨時間變化受限程度不一。跟喬治五世一樣，新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一八九四年繼任時也是一張白紙，沒有任何經驗；成為沙皇之前，他沒有組織自己的政治黨羽，對父王的順從也使他在表達對政策的意見時受到重重阻礙。還是青春少年的尼古拉二世，並沒有展現學習國家事務的天賦。保守派法學家康斯坦丁．波別多諾斯采夫（Konstantin Pobedonostsev）曾被選為指導小尼古拉，如何處理俄國內部政務的教師，他回憶：「我唯一能觀察到的就是他全神貫注的挖鼻孔。」即使加冕後，他的極端靦腆和對展現政治影響力的恐懼，使他在早年不能按照自己的政治偏好行事。此外，他缺乏執行力，無法持續形成政策路線。而且他沒有個人祕書。雖然他能獲得非常細節的部門決策資訊，但像俄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尼古拉二世無法對真正重要的事情做出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