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二世的為確實對德國外交部造成一定影響，但沒有對德國外交政策的方向起到決定性作用。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認識到自己無能為力且與真正的決策過程脫節，威廉二世才不停的表達自己的空想。例如後來發生日本和美國的戰爭、入侵波多黎各、全球針對大英帝國的戰爭風暴、將中國劃為自己的保護國，這些都是一名異想天開的人士按照自己的地緣政治思維勾畫的藍圖，並不是經由多方討論、嚴格審視下制定的政策。如果一場真正的衝突迫在眉睫，威廉二世會立刻偃旗息鼓，為德國尋求各方理解，解釋不發動戰爭的原因。一九○五年底，德國與法國的緊張關係劍拔弩張時，威廉二世驚慌失措的告訴比洛，國內的社會主義運動比國外的戰爭更值得關注；次年，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不期而來，與卸任的法國外交部長泰奧菲勒．德爾卡塞會面，這又讓威廉二世坐立難安，他告誡首相，德國的槍炮和海軍還不足以應付一場戰爭。威廉二世只是嘴上逞強，但當麻煩真正來臨時，他卻百般試圖逃避。面臨一九一四年「七月危機」時，他確實按此原則行事。一九一二年五月，法國駐德國大使朱爾．康朋（Jules Cambon）在一封寫給法國外交部高官的信中說：「很奇怪，這個人如何能言語魯莽衝動，卻在行為上表現出謹慎和耐心。」
無論歐洲的君主是否對政治進行積極干預，但他們的存在的確是造成國際關係不穩定的因素。只有部分實行民主的君主體制呈現多樣的特徵，這些君主是被他們的執行機構所認可，他們能夠直接干涉國家的媒體和人事，並且對每項決策都有最終責任。純粹的外交政策已經不復存在，因為君主會參與重要的國家議題─毫無成果的比約克會晤便很好的證明。然而，外交官和政客（尤其是君主自己）將君主視為總舵手，以及國家政策的擬人化形象，他們的存在使得決策過程的核心一直處於不確定狀態。在這種意義上，國王和皇帝是國際關係混亂的根源。這種明顯的缺失讓各國都在努力建立明確和透明的外交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在所有地區的君主制度中發現相似的情況），國王或者皇帝成為分散的控制鏈條上唯一的匯合點。如果他無法行使職權、無法彌補憲法的缺失，那麼國家體系的問題則永遠無法解決，國家也不會團結。而這些君主往往都無法達到這樣的要求，或者說，他們一開始就拒絕這樣做，因為他們希望有權執行各種關鍵議題，使自己的觀點得以保留，並顯現自己的卓越。這樣的想法破壞了決策過程。當時的情況大致是：相關大臣所做的決策很容易被其同僚或對手推翻或破壞，這些大臣經常覺得很難使「他們的行為與大環境相融」。在這種疑慮下，大臣、官員、軍事指揮官，以及政策專家都認為自己有權將各自的提案納入討論範圍，而不是個人對政策結果負責。此時，人們感到必須與君主的步調一致，
於是出現相互競爭和拍馬屁的文化，這破壞了部門之間的橫向聯繫，而這種聯繫能夠為決策提供更平衡的解決辦法。這樣的結果造就了派系之爭與誇張虛浮且十分危險的政治文化氛圍，以致釀成一九一四年七月的災難。
＊本文選自時報文化出版的《夢遊者：1914年歐洲如何邁向戰爭之路》一書，作者克里斯多福‧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英國劍橋大學歐洲現代史教授，著名歷史學家、澳洲人文學院院士。曾於2007年榮獲英國歷史學界殊榮「沃爾夫森歷史獎」。他曾因對德國歷史研究的突出貢獻，被德國政府授予十字勛章。他所著的《夢遊者》被歷史學者們公認是史才洋溢、史識突出、史筆出眾，把史書寫到登峰造極之境。克拉克指出，當時歐洲諸強的領導人都像患有夢遊病，看不清事實，高估自己、錯估形勢。因此認為一戰「不是犯罪，而是悲劇」，是集體夢遊中的大悲劇。然而至今，一戰開戰已滿百年，而戰爭依舊不斷，世人如夢遊者一般，仍舊無知於己身行為所產生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