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2015年國會大選塵埃落定，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在李顯龍的領導下再次獲勝並蟬聯執政。這次倍受關注的選舉是新加坡共和國1965年建國以來，第一次在政治強人和國父李光耀去世以後舉行的大選。長期以來，一些觀察家認為新加坡的議會民主並沒有完全擺脫威權政治的色彩，這主要是因為李光耀在立國和建國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幫助人民行動黨一直取勝的關鍵因素。
在東亞各國政治中，人們普遍關注的一個議題是當政治強人去世以後，該國政治局勢能否保持穩定，長期執政的黨派會否發生內部分裂，抑或不敵反對派而下台。李光耀之於新加坡，如同毛澤東或鄧小平之於中國大陸，或蔣經國之於台灣，胡志明之於越南。不同之處在於李光耀所處的新加坡，很早就建立起了允許反對黨競選的英式議會民主制，而其他強人所處的環境是標準的一黨制。儘管如此，2015年初李光耀的離去仍然增加了新加坡政治走勢的不確定性，很多人擔心此後人民行動黨會失去更多議席，新加坡政治會變得更為動蕩。
強人走後，強人建立的民主制度依然穩定、理性
這次大選結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儘管選前各政黨競爭非常激烈（這是首次新加坡各選區議席都有不同政黨候選人參與角逐），且人民行動黨背負上次大選和補選的不利結果，但結果卻是人民行動黨不僅拿到更多議席（成功收復在補選中失掉的一個議席），而且總得票率大幅上升。
觀察這次大選，新加坡並沒有出現強人走後的不安與躁動，各政黨和選民們均在有秩序和理性、平和的環境中分別完成競選活動和投票活動。在大選前後，新加坡的股匯市均保持平穩。儘管周邊政治、經濟形勢動蕩，新加坡人民在穩定的議會民主制度下理性地投下自己的一票，順利完成了強人走後的首次大選。這部分要歸功於李光耀和其他開國元勛的高瞻遠矚，他們從建國之初就注重民主和法治制度的完善，並認為這些制度將比政治強人更能夠給新加坡帶來長治久安。
從成熟國家發展歷程來看，政治強人（國父們）在各國建國之初或重大歷史考驗之時均發揮重要領袖作用，但在他們功成身退之前，一定會強調建立健全能夠持久的民主和法律制度，以約束權力和維持政治穩定。政治強人們最大的歷史功績在於建立一套不需要強人但能夠運轉自如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否則無論他們身前創造過多少輝煌，當他們離去時，國家很容易陷入動蕩和不安。
政黨長期執政的前提是對大眾訴求及時反應
儘管國父們締造了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但如果執政黨長期脫離群眾，高高在上，仍會被選民們用選票趕下台。這次人民行動黨能夠大勝，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認真總結了上次大選流失選票的主要原因，對選民們在移民、住房、教育、醫療、物價等問題上的不滿做出了政策上的回應。而這些政策調整的力度是比較大的，有效挽回了民心。
在2011年上屆大選之後，李顯龍總理為順應民意，引領新加坡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進入了一個「新常態」。在這一「新常態」下，新加坡政府不再追求過高的經濟增長，轉而把政策重點放在了改善民生、扶持弱勢群體的方面。新加坡曾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實現過雙位數的單年經濟增長，但房價、物價的高漲、移民的大量湧入和交通的擁擠反而使執政黨在2011年失去更多的選票。
2012年以後，執政黨放慢了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的步伐，並調整了移民、教育、住房等政策，更加照顧本地公民的利益。這些年新加坡經濟不溫不火，但執政黨的民意基礎反而擴大了，「新常態」在政治上獲得豐收。
新加坡政治也是東亞政治風向標
人們常把新加坡的經濟指標作為理解未來世界經濟走勢的領先指標，但其實新加坡的政治走勢也對國際政治形勢有風向標作用。對於東亞各國而言，一方面國內政治紛紛進入「新常態」，即放棄過分追求經濟增長的目標，轉向分配、福利和民生，另一方面也在積極探討如何建立穩定、民主和理性的政治制度，以實現經濟繁榮和社會公正的長遠目標。
撰稿：陳剛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
責編：董樂
